2026年6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在光华楼东辅楼吴文政报告厅隆重举行。
典礼上，教师代表范丽珠教授发言，全文如下：
在低谷中扎根，于时代中成人
——致2026届毕业生
各位老师、各位亲友、亲爱的同学们：
毕业季，不期而至。很荣幸有机会代表社政学院老师讲几句毕业寄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青春洋溢的你们即将离开校园，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我本该说些“前程似锦”的祝福，然而面对这个被称为“最难”的毕业季，该说些什么呢？过去一周，我一直在反复思量。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媒体上不断出现“经济不景气、人心低迷”以及年轻人“躺平”、啃老、佛系等话题。事实上，这类讨论并不新鲜。2022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老师在毕业典礼上一句“不要听信躺平的鬼话”火出圈，以幽默而中肯的话语做出了复旦人的回应。
面对一个时代的困惑，我现在不会、可能也永远不会有一个速成的答案。不过，这不影响我们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思考。在此，我想与各位分享几个故事，借以认识：困境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人类始终扮演着意义的发现者与创造者的双重角色（韦伯言）。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
公元前489年，六十三岁的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被困多日，粮食断绝。孔子依然“弦歌不辍”。子路忍不住抱怨：“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绝境中仍坚守理想，小人一旦走投无路便会意志动摇、随波逐流。至圣先师孔子在世时，不过一介布衣，生活凄凄惶惶。但他所在意的并非个人得失，而是如何让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新恢复秩序。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香港。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先生流亡香港，生活困顿，却心心念念在偏于一隅的香港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他创办了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创校初期的四大书院之一。彼时香港尚在英国统治下，钱先生坚持校名为“中文大学”四字。如今，香港中文大学已跻身世界著名高校之列。他曾告诫学生：“职业仅为个人，事业则为大众。立志成功事业，不怕没有职业；专心谋求职业，不一定能成事业。”
有人或许会说，孔夫子和钱穆先生都不是普通人。那么，我再讲讲我遇到的“草民英雄”。
多年社会学田野调研，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变迁中涌现出的草民英雄。比如今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小城大事》主人公的原型——浙江苍南龙港第一座农民城的缔造者陈定模先生。他用胆量和智慧打破了实施多年的城乡分隔制度，在实践中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概念，调动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平凡中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在近十年的义乌调研中，我还结识了从路边市场、“鸡毛换糖”做起的商户们，以及怀揣仅有的几百美元、来自战乱国家的外国客商（也门、阿富汗、伊拉克、埃及、苏丹）。他们原本只是无数无助草根中的一员，却在义乌“无中生有”——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大资本主导、由草根商人共同成就的全球化模式。
这些草民英雄，在低谷中扎根，在微小处成就自我；他们经历的价值，早已超出了个人层面，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最后，请允许我用《新亚校歌》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歌中的几段词句，与大家共勉。
《新亚校歌》由钱穆先生于1953年亲笔撰写，在时局动荡的艰苦岁月里，他真情抒发。其中两句常常响在我耳畔：“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无独有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歌创作于1943年，同样写于中华民族危难深重的年代。系歌的歌词没有丝毫的“丧意”，昂扬着复旦社会人奋进的精神：
“我们探讨社会原理，确定社会政策，光复祖国的山河……
我们解决社会问题，发起社会运动，改造东亚的山河……
我们推动社会事业，扩充社会福利，建设世界的山河。”
谢谢大家！祝贺各位获得学位，同时祝福各位：前程似锦，趁青春，结队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