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推荐文章来自社会学系黄荣贵教授及其合作者。
黄荣贵,季诗雨,李长治.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实证研究[J]. 江海学刊, 2023,(04):
*该论文亦被收录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3年第11期
摘要
不同社会群体的全球化态度是当今公共争议的一个关键议题。虽然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但基于西方经验的论断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人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考察家庭阶层地位对青年群体全球化态度的影响，并通过中介分析方法检验国家认同、外部威胁、利益分配感知等机制后发现，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更有可能支持全球化，由此呈现出独特的两边高中间低的“ 微笑模式”，且家庭阶层地位主要通过利益分配感知机制影响青年群体的全球化态度。全球化态度的“ 微笑模式” 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等情境变量。
一、理论争辩及未竟问题
全球化发展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全球化态度甚至成为当代意识形态光谱的新裂痕。比如，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团体强烈反对全球贸易且极力推动产业与资本的回流，而华尔街的金融财阀与西海岸的技术精英则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淡化民族国家概念。在欧洲，尽管支持全球化的政党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排斥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右翼政党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右翼党派则成功地赢得了执政党席位。在日本，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的少数族裔也曾多次与其他族群发生冲突。
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尝试解释公众的全球化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既有研究发现，人们的全球化态度与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紧密关联，城市类型、经济收入、职业类型与教育程度都显著影响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其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针对西方社会的研究指出，中下阶层和底层工人更有可能反对全球化、更积极地参加反全球化运动，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则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相较于社会底层，欧洲的中产阶层与精英阶层对全球化持有更正面的态度。关于区域一体化态度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群体对区域化进程和全球交往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与之相对，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积极地参与反全球化运动。随着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角逐，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全球化态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即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而精英阶层倾向于支持全球化。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不一样的景象。非发达国家的底层和边缘群体往往积极地利用全球联系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不仅更认同全球化同时也更支持全球化。鉴于社会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联模式存在国别差异，中国不同社会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学界也尚未就此达成一致见解。与之相关的是，如果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全球化态度不同于其他阶层群体，那么阶层地位究竟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塑造人们的全球化态度？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系统的量化分析来考察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家庭阶层地位和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联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全球化态度的潜在机制。
在当今全球社会发展的新情境下，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较量与角逐、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塑造当代青年世界观的重要力量。为此，准确刻画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并剖析家庭阶层地位影响青年人全球化态度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解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
由于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不存在普遍的线性关联模式，因此有必要通过群体比较视角来考察家庭阶层地位对全球化态度的影响。不失一般性，本文将聚焦比较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中间阶层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
全球化促进了商品的全球流动，强化了跨文化联系，增加了人们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和理解，并由此催生了寰宇主义文化，而寰宇主义者更有可能对全球化持有正面的态度。现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大城市的群体更有可能持有寰宇主义立场，因此也更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类似地，由于青年群体具有更高的外语水平、拥有更多的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他们也更可能持积极的全球化态度。与这些理论观点相一致，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亲历全球化过程，消费外国商品、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乃至拥有广泛的跨国社会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与成长于中间阶层家庭的青年人相比，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人更可能持支持全球化的态度立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相比于中间阶层，成长于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
虽然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寰宇主义倾向较低，但他们并不必然反对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全球化态度更多源于他们自身接触全球化过程的经历，尤其是他们所体验到的全球化过程对日常生活和生活机会的重塑。经济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对非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指出，底层群体会积极利用全球化进程来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反对全球化。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致，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而不是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威胁。因此，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并不必然反对全球化。政治上，全球化并不必然削弱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形成协同关系。由于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生活状况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他们的国家认同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之间具有同一性而不是矛盾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相比于中间阶层，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更加支持全球化。
结合上文的分析与现有的文献可知，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全球化态度的潜在机制包括国家认同机制、外部威胁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然而，究竟哪个中介机制能够更好地解释家庭阶层地位和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为了将本研究置于学术研究脉络中，下文将简要回顾与这三个中介机制有关的相关文献。
国家认同机制认为，个人对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度在塑造全球化态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条件、物质丰裕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系统联系，通常物资相对匮乏的社会群体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全球化力量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凸显并由此带来寰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往往意味着爱国主义和排外主义，这甚至会激起反全球化行动。然而，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既可能带来排外的立场，也可能促进开放包容的态度；既可能销蚀全球化的支持力量，也可能会强化对全球化的积极评价。换言之，虽然国家认同和全球化态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两者的关系依赖于公众所处的国家情境。
外部威胁机制强调人们关于外部威胁的感知在全球化态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人们所感知到的来自国外的威胁，而不是作为客观事实的外部威胁，更有可能促使民众就一些重要的政策和议题达成一致的态度。比如，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观念的极化。一般而言，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群更有可能将外国视为威胁，他们不仅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也是支持逆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变局中，对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的感知是理解中国民众全球化态度的一个关键线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行动影响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重塑了公众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全球化和技术自主的网络辩论。在此情境中，中国青年对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外部威胁的感知将或多或少影响他们的全球化态度。
利益分配机制认为全球化进程会重塑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格局，进而影响他们的全球化态度。研究表明，全球化扩大了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美国，约20%的社会底层人口收入增长水平不仅低于上层，甚至还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水平。对欧美国家而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上层精英群体带来了数倍于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而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都无法达到。在此背景下，占据较高经济地位的人群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因此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相反，底层群体因利益受损而反对全球化。这也解释了西方民众的全球化态度所呈现出的“跷跷板模式”。在中国，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格局重构依然是理解青年群体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关系的重要机制。然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是否必然成为“全球化的输家”是一个经验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具体脉络。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认同、外部威胁感知和利益分配是家庭阶层地位影响青年全球化态度的潜在中介机制，但究竟哪个作用机制最具有解释力则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国家认同机制、外部威胁感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能否有效解释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数据来检验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对全球化态度的影响。以青年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1）大学生群体是中国社会未来的“中流砥柱”，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对于全球化这一社会进程而言，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群体心态有可能影响未来一二十年间全球化的走向。系统分析青年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有利于前瞻性地判断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
（2）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是家庭态度与观念的折射，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控制工作经历等因素的混淆效应。
（3）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更少受全球化进程的直接影响，如果他们的全球化态度取决于家庭阶层地位，则类似的态度分化对已步入社会的群体而言应该更明显。可见，通过大学生群体来探究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具有合理性。
数据来源
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由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于2020年12月收集。考虑到社会心态与价值观的线下调查较易受社会赞许度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网络调查的便捷性优势，本数据通过线上调查方式收集。该数据收集方法已被成功用于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研究。调查问卷通过一款以高校大学生为主要用户群的辅助教学与生活类软件发放。该网络平台的用户涵盖八百余所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国内高校，且用户均经过学校数据的认证。遵循在线调查的常规做法，调查限定每个账号仅能回答一份问卷。后续的数据分析剔除回答时间过短或明显异常的问卷，最终的数据包含60913个样本。其中，女性约占56.3％，该比例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致，即女大学生的比例略高于男大学生。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网络平台的用户具有多元性和代表性等优势，但是线上调查可能会遗漏不愿答题的用户，因此对本文的研究发现的解读需要综合考虑这一局限。
四、 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的形成机制
（一）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
描述统计表明（表１），73.6％的被访者认同“全球化利大于弊”。可见，支持全球化仍然是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态度。该结果也佐证了现有研究发现，即中国公众对全球化具有较高的支持水平。
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表２），成长于底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倾向于支持全球化的比数是成长于中间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的1.16倍(e0.146)；类似地,成长于精英家庭的青年大学生持支持全球化态度的比数是中间阶层家庭大学生的1.18倍(e0.161)。可见，研究假设１和２得到数据的支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通常认为，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和政策偏好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裂痕，在全球化态度方面也不例外。
表2 关于全球化态度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分析(N=58535)
然而，对中国青年大学生的分析却发现，与中间阶层相比，来自精英阶层家庭和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大学生均更加支持全球化，全球化态度也因此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表明中国社会各群体具有独特的心态特征，精英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群体在诸如全球化等重要议题上似乎摒弃了群体间的隔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究竟是何种社会机制让两个迥异的群体在面对全球化时均“扬起了嘴角”呢？下文将通过中介分析对三种潜在的机制进行检验，以加深我们对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之间关系的认识。
（二）连接家庭阶层地位与全球化态度的机制：国家认同、外部威胁还是利益分配？
本节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方法对国家认同、外部威胁感知和利益分配这三个中介机制进行检验。因果中介方法基于反事实框架，能较好地反映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该模型借助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原理，利用计算机仿真计算出平均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与总效应。
1.国家认同机制
表３模型１是以国家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反映了家庭阶层地位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大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回归系数为0.035且显著）；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来自精英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与中间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模型２是关于全球化态度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该模型引入了国家认同这个中介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认同显著提高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积极评价。可见，国家认同对中国民众全球化态度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以国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对民众具有强烈的影响，是民众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与全球化态度之间未必互相掣肘。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表3 对国家认同机制的因果中介分析(N= 56297)
笔者将中间阶层家庭作为控制组，精英阶层家庭作为处理组进行中介分析发现，平均中介效应不显著。可见，国家认同不能有效解释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青年的全球化态度差异。如果将普通劳动者家庭作为处理组进行因果中介分析，则平均中介效应显著，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13％。可见，国家认同可以部分地解释普通劳动者家庭和中间阶层家庭青年的全球化态度差异。综上，国家认同机制仅能部分解释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层的一端。
2.外部威胁机制
表４模型１是以美国威胁感知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家庭阶层地位对外部威胁感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来自中间阶层家庭的大学生相比，精英家庭或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具有较高水平的外部威胁感知，他们更认同美国威胁全球化进程的论断（精英阶层和普通劳动者的回归系数均大于零且统计显著）。表４模型２是以全球化态度为因变量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表明，对美国威胁的感知程度与全球化态度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越认同美国威胁全球化进程的判断，越有可能持积极的全球化态度。自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退出全球体系，中国政府就一直努力发挥自身在区域化及全球化中的应有作用。在此情境下，中国民众将美国视为全球化进程的威胁性力量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对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威胁感知对全球化态度的正向效应。
表4 对外部威胁机制的因果中介分析(N= 56297 )
中介分析显示，就普通劳动者家庭和中间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差异而言，美国威胁感知的平均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而言，美国威胁感知有助于降低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大学生选择“不支持”和“无所谓”选项的概率(对应平均中介效应均小于零并且统计显著),同时有助于增加他们选择支持”全球化的概率(对应平均中个效应为0.0094且统计显著)。然而，就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青年的全球化态度差异而言，美国威胁感知的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综上，外部威胁机制仅能部分解释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层的一端，该结果与国家认同机制相类似。
3.利益分配机制
表５模型１是以家庭生活水平变化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家庭阶层地位对利益分配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大学生，精英家庭和普通劳动者家庭大学生更有可能认为家庭生活水平在过去五年间有所提高，即他们感知到的经济获益更多（回归系数分别为0.124和0.020且统计显著）。虽然基于西方经验的研究发现全球化进程损害了底层群体的利益，但在中国，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与精英家庭的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水平似乎并没有随着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受损，甚至可能从中获益。表５模型２是以全球化态度为因变量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感知到家庭生活条件改善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持积极的全球化态度（回归系数为0.864且统计显著）。该发现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5 对利益分配机制的因果中介分析(N=56297)
中介分析表明，对家庭生活水平变化的感知能够较好地解释中间阶层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大学生全球化态度的差异。具体而言，精英阶层家庭大学生更有可能感知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他们选择“不支持”全球化或“无所谓”的概率会更低，而选择“支持”全球化的概率会更高。类似地，对普通劳动者家庭青年而言，家庭生活水平感知的平均中介效应也在统计上显著。普通劳动者家庭大学生比中间阶层家庭大学生更有可能感知到家庭生活条件的提高，他们也因此更有可能选择“支持”全球化。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家庭生活水平变化这一测量利益分配机制的变量是连接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和全球化态度的关键性中介机制，它不仅能解释全球化态度“微笑模式”靠近底层的一端，还能解释“微笑模式”靠近精英阶层的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分配机制比国家认同机制和外部威胁感知机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为此，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各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重塑。
（三）全球化和群体利益结构的重塑
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往往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充分理解全球化对中国各群体利益结构的重塑效应需要进行情境化的剖析。正如上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所表明的，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和精英阶层均未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相反，他们更多感受到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笔者认为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再分配政策进行理解。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知识是回报最显著的两大生产要素，它们的拥有者（通常是精英阶层）也因此成为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受益者。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四十年来，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相反，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内自由流动为其拥有者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增长了４倍。与之相关的则是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的快速增值。然而，资本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财富的转移，往往是以牺牲其他民众的收入为代价换来财富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资本收益对最富有的0.1%的人群的财富增长作用尤为明显，这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催生了以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并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了丰厚的劳动回报。这挤压了传统的产业，同时也挤压了大量常规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而后者中的大多数恰好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吊诡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为普通劳动者群体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并提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而言，中间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则不是那么明显。
此外，国家政策也是理解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关键。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我国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脱贫工作，这也让普通劳动者群体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手段可以使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收入上涨约30％，使得原本在市场分配下处于重度相对贫困组的两成家庭向上流动至中度、轻度相对贫困以及低收入组。由此可见，转移支付等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欧美国家的再分配政策不断式微，从而使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不断受损。总之，中国的再分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普通劳动者群体为什么没有将自身看作经济全球化的输家，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了差异化的经济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球化态度的分化。其中，拥有高资本和高技能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市场原则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普通劳动者群体而言，他们不仅享受到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红利，同时也能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获益。虽然中间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有所受益，但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明显。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境下，来自不同群体的大学生的全球化态度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
五、总结与讨论：迈向社会心态的“微笑模式”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全球化态度是全球化态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现有研究认为，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精英群体倾向于支持全球化，从而呈现出全球化态度的“跷跷板”模式。与现有研究发现不同，本文对中国高校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成长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和精英家庭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正面评价并支持全球化，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与精英阶层具有较高支持水平而中间阶层持有较低支持水平的“微笑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过程对中国各社会群体在经济收入、财富积累、生活机遇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传统上被认为截然不同的、处于社会位置两端的群体在全球化态度上呈现出相对一致的态度立场。鉴于社会心态与人们的生活境遇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所揭示的两边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可能不仅体现在全球化态度上，还可能存在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心态中。
事实上，我国不同阶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社会心态均呈现出下层与上层相对相似的现象。此外，在互联网社区中，精英与草根用户之间往往不是截然割裂的，精英用户的粉丝往往是草根群体，他们在网络互动中也能就重要的公共议题达成一致的观点。更广泛的社会心态的“微笑模式”表明，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心态和价值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深层次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由于群体利益格局的形成和重塑同时受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的影响，各社会阶层间的分化并不必然遵循线性模式，因此需要情境化和类型化的实证考察。
中介分析发现，相比于其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能更好地解释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这似乎表明，经济生活在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形成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会经由群体利益重构而重塑民众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价值观在向“物质利益”倾斜。这使得利益分配成为人们看待事物的重要支点，它对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等社会心态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利益格局的重构也可能为精英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群体搭建起共同的诉求。比如，精英与普通劳动者群体似乎共同分享了经济全球化这块“蛋糕”，从而使得两个群体持有相似的全球化态度。
中国全球化的特征及国家再分配政策也使得中间阶层相对被“忽视”，其获得感较低。这一发现以及社会心态的“微笑模式”似乎意味着，利益分配机制对中间阶层形成挤压效应，这可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也值得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此外，虽然普通劳动者群体当前并没有因为利益受损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也尚未给中国社会带来明显的裂痕，但今后的发展趋势仍值得关注和警惕。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公众的全球化态度是否会像欧美国家那样朝着一边高一边低的“跷跷板”模式演变值得追踪研究。我们也有必要思考如何避免走向社会两极化的困境，而如何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均衡调节各阶层、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尤其重要。
作者简介
黄荣贵，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网络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技术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互联网与社会、计算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在《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等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曾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有《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与表达》、《从参与到维权———业主行动的变迁与行动策略》、《当代中国医生心态研究》（合著）、《寻找网络民意：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合著）、《理解丰裕一代：对当代大学生生活与观念的追踪研究》（合著）。
季诗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23级博士生，研究兴趣包括网络社会学、青年社会心态。
李长治，上海市网络文化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