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迁移研究领域中，汇款如何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收入一直是重要的话题之一，但国内外已有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甚至南辕北辙。一些研究发现汇款对留守家庭成员收入主要产生抑制作用——迁出者和留守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迁出者并不知道留守者的实际劳动投入水平以及如何使用了汇款，因此留守者可能会使用汇款来购买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即产生留守者“变懒”的道德风险问题；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主要产生促进作用——留守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将汇款用于生产性投资，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这两种影响效应是否同时存在？是不是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结论的“抑制”或“促进”？如果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呢？
近期，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潘泽瀚与多位学者合作，在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Will remittances suppress or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migrant-sending areas?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remittances in rural China”的论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答。
该文将汇款对留守者最高可能收入的边际效应定义为汇款投资潜力（Remittance Capitalization Potential），并进一步将其引入至效用模型，借此将上述两种机制纳入至同一个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理论模型的最优结果指出，当汇款投资潜力越高，生产性投资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越高，道德风险带来的收入抑制效应越低，而汇款投资潜力水平的高低则受到诸多家庭变量、地区变量的影响，如受教育水平、地形条件等。
作者进一步利用CFPS数据估计中国乡城迁移汇款对农村留守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克服人口迁移、汇款数量的内生性，并进一步对主要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家庭户中，汇款对家庭本地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在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下的家庭户中，汇款对家庭本地收入产生了促进作用，汇款对家庭本地收入的促进作用随着家庭成员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趋于增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的同时存在，两者之间的转化主要取决于汇款投资潜力的大小，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通过作用于汇款投资潜力，最终决定了汇款对留守者收入的影响。
潘泽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晨光学者。2015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后在加拿大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的Prentice Institute for Global Population and Economy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已有成果发表于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China Economic Review、Cities、《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国内外一流期刊，并主持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