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6日下午,纪念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五个平行论坛在光华楼举行,与会专家分别围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AI与社会”、“人口与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和研讨。本文为“AI与社会”论坛纪要。
AI与社会”平行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共邀请17位国内社会学界知名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结构转型、治理模式、劳动市场、伦理关系、数字平台与城市治理等前沿议题开展主题报告与互动交流。

论坛上半场由吉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邴正教授主持,与谈人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桂勇教授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岩璧教授。

吉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邴正教授首先进行主题报告,他以“数智社会发展与包容性文化建构”为题,指出智能城市不仅是技术系统,更是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但智能城市建设面临个人隐私保护、系统整合复杂性、就业结构冲击、老龄群体适应等六重挑战,并呈现出三大文化特征:高效率、快节奏、文化变迁从稳态转向动态,平台化、操作化、文化权利从垄断性走向平等,全方位、系统性、文化状态从离散时空转向同步时空。邴正教授呼吁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同时,需构建包容乡土文化、老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城市智能文化,实现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生。

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以“超越平台城市主义与新技术封建主义:数字人民城市的‘去封建化’路径探索”为题开展报告。他提出,平台城市主义是指平台以技术圈占城市资源,进而形成新技术封建主义。平台成为“数字领主”,商家交流量租成为“佃农”,用户让渡数据成为“云奴”,平台作为城市的神经系统,演变为一种数字化的新封建结构,进而偏离了人民性。因此,他主张要通过国家干预限制平台垄断,推动数据公有化、算法公共问责,以及强化城市公共属性,构建数字人民主权,让技术服务民生,推动城市治理的去封建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天夫教授探讨了“在数智时代建立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机遇”。他提到AI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以及大学课堂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功能和教师作为讲授者的角色可能会产生新的转向。但王天夫教授也指出,即便短期内AI可能替代大量程式化工作,从长远看,模拟复杂的社会结构、意义与情感恰恰是AI发展的最大难点,也推动着社会科学从“解释”转向“干预”与“建构”,在技术发展中重塑学科的话语权与方法论。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陈文江教授也结合自身教学中遇到的挑战,以“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结构面临的挑战”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AI带来的核心是认知革命,AI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与权力垄断,动摇了教育、专家、媒体、政治与经济五大传统权威体系的基础。技术平权催生了知识平权,实现认知门槛降低与权力去中心化,但技术也可能被权力与资本收编,形成数字封建主义下的新控制形态,进而产生信息茧房、情绪操控等主体性危机。最后他提出,教育应转向培养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与情感智慧,呼吁学者明确社会学的核心价值,回应时代变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骏研究员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分层重构”,首先梳理了工业社会后的社会形态演进,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到智能社会,强调本轮AI革命的特殊性。接下来,他围绕AI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指出数字技能已成为新的分层分界线,未来不平等存在三种走向:新编码精英崛起扩大不平等、冲击旧权力结构减少不平等、权力征用技术复制原有不平等。此外,他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全国主要招聘网站数据分析发现,职业数字化对收入的影响从挤压到增强,职业常规任务强度对收入的影响从溢价到惩罚,职业大语言模型暴露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女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数字使用超过男性;而AI使用仍受教育、收入分层影响,岗位薪酬由城市等级和技术前沿性双重分层。AI带来的不平等走向尚未明确,最终取决于资本、社会、国家三方博弈,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赵晓峰教授基于浙江省的案例研究,分析“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揭示了地方数字平台的“权力逻辑”:即平台整合的本质是“数字指挥权、督导权与考核权”的博弈和重新配置。他指出,地方数字平台建设经历了快速扩张与质量提升两个阶段,随之出现了数据孤岛、重复建设等问题,核心原因是部门间数据安全顾虑、端口兼容难题及数据壁垒,但本质却是数据背后数字指挥权、督导权、考核权的博弈。在浙江省的案例中,面对原有的综治、便民服务、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四大平台中,条块部门围绕三类权力争夺,导致了权力分散、指挥调度困难及基层负担加重等问题。浙江省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整合四大平台并历经多阶段迭代升级,实现权力整合,统一掌控数据与权责,打破了部门壁垒,提升了治理效能;同时,也形成闭环管理机制,考核也从注重结果转向过程。他也指出,从分权到集权的整合也存在如数字形式主义、考核指标刚性化等意外后果,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构建科学考核体系、推动组织架构与平台迭代等方式应对,从而让技术服务治理而非部门权力。

在点评环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岩璧教授基于学者们的研究,以东南大学数字社会学交叉博士点为例,分享了自己关于数字社会学教学的感想。作为国内第一个数字社会学的学位点,东南大学的数字社会学交叉博士点主要通过与工科交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开发伦理垂直大模型与伦理审查实训平台,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例如银行、医院等组织,调查数字技术对组织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桂勇教授对论坛内容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首先高度评价了学者们的发言,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界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革命深刻而全面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反思:社会学界在探讨AI的社会影响时,除了宏观的理论思辨,更应深入到具体的技术演进与产业变迁中去理解其本质。他以互联网的发展为例,指出其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早期时它的技术路径与产业前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性,因此当前押注的大语言模型是否能通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目前都难以准确预判。因此,桂勇教授倡导一种更审慎、基于历史经验和技术现实的研究态度。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主持,与谈人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的刘翔英副编审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的沈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杨清媚教授分享了其课题组正在进行的监狱民族志研究,探讨了“数字监控下的思想改造”。她指出,监狱是数字化管理极其密集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的治理恰恰表明数字化管理的一个天然不足。我国监狱具有惩罚与改造的双重目标,这个双重目标本身存在一定张力。在此影响下,“干警—犯人”关系也存在复杂性,干警既需维持权威边界,又要构建信任、进行情感管理,而通过强化各种数字化监管手段,其实无法解决这些工作的实际困难和痛点。随着积分减刑制度的变化以及短刑犯比例增加,犯人对改造的积极反馈不那么显著,情感手段未必能平均产生效果。而AI在复杂人际互动与情感管理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其监狱适用场景有待探索。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实验,探讨“物种裂变与人类价值理性的机会”。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多维度的,正从外在工具转变为社会内在构成,未来可能形成包含人与机器的多物种社会,并基于韦伯的理想类型,提出人类将分化为五类形态:生物人、基因编辑人、Cyborg(赛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体。邱泽奇教授认为,若依循当前“技术—资本”的效率逻辑,生物人类将沦为“数字时代的熊猫”,形成多物种等级秩序,最终引发人类主体性危机。因此,他提出要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核心是把人当人、强调人存在本身即意义,实现这一目标需掌控政治主导权,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解。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的杜世超青年副研究员系统梳理了“劳动替代风险指标的发展及中国适用性”。他指出,工业革命4.0背景下劳动替代风险突出,而不同时期替代特征不同,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2023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年)数据,发现2023年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进入“AI替代”而非“自动化替代”的新阶段,目前中国劳动者对AI技术变革持积极态度,AI暴露度越高,劳动者对职业的信心越强。但西方劳动替代指标内部存在差异,且在中国语境中适用性不足。国内现有的相关指标或陈旧、或未公开,且多是对西方指标的修正,未充分考虑中国职业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基于“能力—任务双重模型”构建中国本土劳动替代指数,以更准确评估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机融合,以“基于‘惯习’融合的人机互动路径优化研究”为题展开发言。他指出,在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背景下,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三类行动体的联动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张军教授借助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认为机器具有潜意识认知与机器惯习,其惯习由设计者、技术设定及数字驱动的社会化过程构成。他强调人机互动的核心是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的惯习融合,需关注技术和资本对机器惯习的裹挟,并设计具有伦理适配性的审查制度,进行有效的价值协同和整合网络空间中的人机关系,追求人机共生的互动新形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的沈奕斐副教授以追星文化为切入点,剖析“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变革”。她的研究最初源于自身生活经验,由此关注到Z世代用数字证明爱的独特逻辑。通过对84位粉丝的深度访谈与田野观察,她发现饭圈中爱已从私人情感转化一套“被证明、被可见、被量化”的实践:粉丝通过氪金、打榜、线下举灯牌等行为证明对偶像的爱,金钱、时间、数据、排场这些指标成为饭圈身份的标志,而这背后是平台和资本的强力推动,专业数据公司通过算法将明星商业价值全面量化。沈奕斐副教授指出,追星文化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个被数据、算法和资本共同形塑的情感时代,“当数字成为了符号,代表了情感,又转化为资本的时候,爱就完成了从私人的体验到社会机制的三重的转译”。这反映了Z世代亲密关系理解的变化,并且这种量化的逻辑已扩散至日常亲密关系中,也预示着AI恋人等新型情感关系的出现。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孙佳音副教授基于跨学科背景,以“面向人机协同的社会智能研究框架”为题,他梳理了人机交互界面的演进历程,指出当前大模型存在新知识理解不足、逻辑幻觉等问题,指出传统MCP协议(数据交换链路)的三大局限——公域数据浅表层、私域数据获取受限,缺乏对社会关系的深度理解和无主动探索机制。由此,孙佳音副教授的团队提出新MCP架构(Machine-human Contest Protocol),将其简化为界面与模型,构建“感知-理解-探索”三阶段双向互动框架,兼顾人与机器的相互理解。最后,他还介绍了两个实际研究案例,一项是探讨智能体作为社会学实验被试的可行性,另一项是运用特征工程方法提取不同群体的人机交互特征,从而为未来的人机交互策略提供支撑。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学系王琳副教授聚焦“数字社会中的青少年网络风险行为与心理健康”,她指出,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峻,而网络普及率已近饱和,两者交汇形成重大挑战。基于易感模型,她将数字风险系统梳理为内容风险、行为风险与接触风险三大类,并自主研发量表。通过分析云南永平2024年和2025年的两期追踪数据,发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可分为高、中、低三组,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成瘾、不良信息诱惑和数据泄露是驱动风险升级的关键因素,且男生群体更易受影响。王琳副教授的研究不仅验证了易感模型在分析数字风险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适用性,并推测二者存在恶性循环的可能,更基于社会工作的实践视角,提出了针对不同风险群体、以提升数字素养为核心的干预措施,并已在多地试点中取得积极效果。

在与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的刘翔英副编审首先进行点评。她认为复旦社会学紧扣时代脉搏,持续关注数字时代、数智化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她提到,本次论坛中各位学者的发言都深刻回应了社会学的时代使命——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邱泽奇教授以前瞻视野关注人类主体性危机;杨清媚教授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服刑人员社会再融入这一重要的现实议题;张军教授则巧妙运用“惯习”这一经典概念探索人机互动路径。她认为社会学应发挥学科优势,产出能够推进AI应用的重要学术成果,积极参与社会发展。最后,她提到杜世超副研究员尝试构建本土化劳动替代指标的工作,是将中国问题置于研究核心、推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努力,并期待其后续的研究成果。

随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的沈可教授逐一点评了四位学者的发言,并结合自身思考提出了深刻见解。她肯定了张军教授关于人机互动的研究,并进一步强调了伦理问题的核心地位,特别是伦理制度由谁设计、由谁执行这一关键问题需要极为严谨和审慎的思考。对于沈奕斐副教授关于数字时代亲密关系量化的研究,她表示深受启发,并由此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若Z世代是理性的,那么其追星行为背后,究竟是彰显个性品味,还是获取情绪价值,这种投入又如何转化为某种“效率”的提升?接着,她谈到孙佳音副教授的研究,认为其清晰地阐释了人机协同的内涵,并认同MCP协议在数据深度、机制和关系方面的缺失。沈可教授表示其对于智能体成为研究被试的可能性抱有美好期待,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敏锐的疑问:智能体是否会像人一样掩盖缺陷、夸大优势,以及应如何识别这一点?最后,她结合自身经验,对王琳副教授聚焦青少年网络风险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表达了强烈关切,认为网瘾、数据泄露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恶性循环”极具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视角:频繁接触网络是否也可能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以抵御冲击,期待未来研究能给出答案。最后,沈可教授代表学院向本次论坛所有的发言者和参与者的支持表达了感谢。

本次“AI与社会”平行论坛通过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讨,全面呈现了AI与社会交织的复杂图景,展现了社会学在回应人工智能浪潮时的多维视野与深刻洞察。学者们既关注技术对劳动、分层、城市治理等宏观结构的重塑,也深入粉丝社群、人机交互等微观实践,以社会学的批判视角与人文关怀,揭示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剖析了技术背后的社会逻辑与权力关系。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百年传承的学术积淀下,本次论坛为社会学回应数字时代命题提供了重要起点,既剖析了AI时代社会转型的现实挑战,也勾勒了技术与人文协同发展的可能路径,传递出了社会学学者强烈的学科自觉与介入意识,为探索学科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提供了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