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6日下午,纪念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五个平行论坛在光华楼举行,与会专家分别围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AI与社会”、“人口与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和研讨。本文为“人口与生活方式”论坛纪要。

论坛上半场由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方伟晶主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张震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郑慧婷教授作为与谈人。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方伟晶以“机器自动化水平与移民趋势:全球数据的分析”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聚焦于机器自动化水平和高学历人才的移民趋势,试图探究机器自动化的发展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高学历移民的数量。方伟晶教授以不同年份各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的双边存量为因变量,以机器人密度为自变量,通过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引力模型,他发现滞后3年的机器人密度值越大,移民存量越大,5年的滞后效应则更强。在控制了双边贸易流量后,迁入地滞后的机器人密度和经济规模依然非常重要。只要机器自动化持续进行,高学历移民的需求就会一直持续,机器人自动化水平会促进高学历人才的移民。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赵静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结构与行动的互构:中缅跨境婚姻群体的生活策略研究——基于云南边境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中缅跨境婚姻数量众多、占比较大,但是一直以来跨境婚姻被视作一种被建构的现象。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调研,她认为这种跨境婚姻存在着主体建构的意义,是边民在不断变动的社会化过程中做出的行为策略,兼具理性与感性双重特征。通婚过程应该被视为具有历时性的事件,从结构与行动互构的视角分析,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边民通婚的整体发展态势。在跨境婚姻缔结之后,配偶还需要从经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融入当地,它决定着边民通婚的延续性与持久度。上述婚姻特性促使我们应以多元化的治理体系来应对当前跨境婚姻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以“数智时代的智慧老龄社会建设”为题作报告。他指出,面对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趋势,我们需要积极应对老龄化,用科技创新来促进智慧老龄化,建设一个智慧老龄社会。数智时代的智慧老龄社会建设能提升养老服务或者老年服务的质量,提升对老年服务的管理和服务供给。基于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拓展,成为构建更加富裕、繁荣和幸福的智慧老龄社会的方案。同时,智慧老龄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增强老龄社会的发展性。他提出,当前需要避免出现“有偏的智慧老龄社会”,需要协调一些基本的关系,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关系、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数字排斥和数字包容的关系、银发和青年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关系等。通过支持科技创新,建设以人为本的智慧老龄社会,经济社会才能持续进步、人民生活福祉才能不断提高。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李升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数字时代的青年情感消费:类型特征、生成逻辑与社会结果”。他依照情感对象的虚实在场及关系取向的双重逻辑对情感消费进行类型学划分,将其分为在场对象的情意礼物、缺场对象的情感表达、具象化的情感服务和泛情感的即时体验等四类。他指出,情感消费的生成逻辑是消费要素与消费主体的共生,一方面,消费要素表现出虚物繁荣与实物回归的特征,另一方面,消费主体不断推进个体的情感叙事和社群归属。数字时代的情感消费导致了双重的社会结果,消费主体在满足情感的同时,需要预防资本逻辑对情感消费的过度商品化与深度膨胀化,应该呼应现实生活的回归,在虚实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人口研究所沈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人工智能何以赋能高质量就业”。她聚焦于人工智能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人工智能究竟是就业质量的“破坏者”还是“赋能者”。研究发现,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密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这一机制是通过促进劳动者职业层级提升、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和优化技能-工作匹配,从而实现赋能的。在就业质量的不同维度中,人工智能发展显著提升了工资水平、工作福利和工作稳定性,缓解了过度劳动问题,但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有限。在异质性方面,对于低就业质量群体、女性和非认知能力较高的群体,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显著更强。上述研究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劳动者技能培养提供了政策上的建议和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骆为祥教授的报告题目是“Parental Retirement and Adult Children’s Fertility in China”。在中国独特的退休背景下,他试图探究父母退休对孩子生育决策的影响。母亲和婆婆已达到退休条件的女性,比母亲和婆婆尚未达到退休条件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第一个孩子,但对生育第二个孩子并无显著影响。父亲和公公是否达到退休条件,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此外,母亲和婆婆退休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女性等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研究发现揭示了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率潜在的、非预期的负面影响,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李婧以“退休转型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历时作用:多重社会身份的交叉调节”为题作了报告。基于交叉性理论,采用个体异质性多层次分析方法,她发现交叉身份对老年抑郁有重要的解释作用,以加性效应为主导。不同交叉身份群体的抑郁轨迹迥异,且存在特定的乘性交互效应,比如童年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低学历女性表现出了某种“韧性”,其抑郁风险低于单纯加性累积的预期;而部分城镇男性群体则表现出意外的脆弱性。同时,退休的负面影响在性别和城乡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启示我们应采取整合性视角进行心理服务,对资源匮乏的交叉群体精准干预,并优化退休过渡等。

在与谈环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郑慧婷总结了各位演讲者的发言,并对他们在当下数智化时代对人口、族群、就业等多方面的探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论坛下半场由云南民族大学原校长张桥贵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富晓星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潘天舒教授作为与谈人。

云南民族大学原校长张桥贵教授以“多民族杂居区宗教信仰对民族边界的维持与跨越的影响——以云南省武定县田心乡为例”为题作了报告。他发现,在多民族杂居区中,传统宗教起到维持边界的作用,而基督教起到了跨越边界的作用。他发现田心乡各民族由于传统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排他性特点,维持着对本民族及其边界的认同与归属,对族际交往互动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各民族基于改信跨民族跨区域的基督教信仰实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整合与社会关系的重组,让各民族被传统宗教信仰所严格限定的信仰边界得以跨越,为各民族全方位交融互嵌提供了宗教实践路径。民族边界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可能区隔又可跨越的存在,这为各民族良性互动和共生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郝亚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族际关系中张力的来源与消解”。他回顾了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几种假说,包括文化假设说、利益竞争说、结构区隔说和安全困境说。“文化差异说”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认为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利益竞争说”着眼于政治经济层面,认为族际冲突的本质是围绕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竞争;“结构区隔说”着眼于社会结构层面,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安全困境说”着眼于国家对族际关系的掌控能力,认为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必须注重对族际关系中上述张力进行有效回应,只有在各民族间真正培育出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身份共同体的意识,才能从本源上消解族际关系中的张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范丽珠教授以“新质生产力如何回应世界对小商品的需求——基于义乌的田野研究”为题作了报告。她认为在义乌,“低成本、低门槛、广覆盖、普惠互利”的老百姓底层逻辑与新型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扩展推动了全球化3.0的发展。全球化3.0不同于过去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很多战乱国家与义乌之间的贸易真正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急救箱。义乌的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低度开发、基础设施落后、无基础设施的国家和地区缺乏系统化电源供应网络的问题,义乌生产的新能源产品在欠发达地区市场机遇巨大,中国的新质生产力透过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在呈现普惠全球化的样本。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胡洪斌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谁来‘定义’非遗的本真性?——数据标注对非遗传承发展的影响思考”。他以云南甲马画为例,指出数据标注和算法对于非遗文化的影响。数据标注标准化的代价是将非遗文化暴力“简化”,并剥离了其文化的语境。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的错位导致文化在场的、无法标准化的部分被剔除,展现了文化标签和认识论上的霸权。在语义建构的平台-专家-国家体系中,非遗拥有者却成为缺席的主体,展现了文化权力的不对等。他认为,只有当地方社区的声音真正进入了算法的底层逻辑,只有当非遗传承人握住了定义“本真性”的话筒时,我们的文化数字化,才算真正拥有了灵魂。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王威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二世规律”。他聚焦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皇帝的皇位传递的规律,认为其如果不能渡过危机就会二世而亡,如果能够顺利渡过危机则会开创比较长的王朝。他回顾了中国专制集权的汉族统一王朝的皇位继承原则和二世危机,认为皇位传递正是传统社会的两种合法统治类型的转型,从克里斯玛权威到传统权威。这一危机发生具有其必然性,因为开国皇帝的权威带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继位皇帝的权威带有传统权威的特征,这两种权威之间的过渡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这一危机发生也具有偶然性,受到发生的过程、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影响。

在与谈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富晓星教授用族群、族群关系和新技术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各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她肯定了各位专家在流动性、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聚焦族群本体开展创新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也就AI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强调了拥抱人工智能、大模型标注与文化的韧性和本真性可以并存。当下的时代呼吁以人为本,人与人的互动才是串联起未来世界最为重要的动力和载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潘天舒教授对各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评议,他肯定了上述研究在理论上充分反映了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显示了建构中国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可能性,也探讨了全球南方研究新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批判遗产研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