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6日下午,纪念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五个平行论坛在光华楼举行,与会专家分别围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AI与社会”、“人口与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和研讨。本期推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坛纪要。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平行论坛的第一单元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主持,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作为与谈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梳理了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成果,并主要围绕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展开。他指出了“自由流动资源”、“单位分层”及“丁字型社会”等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重点阐释了五个重要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主张社会结构正趋于稳定并向现代橄榄型转变的“层化论”、强调利益群体分化尚未定型的“碎片论”、揭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及资源积聚问题的“断裂论”、剖析优势地位如何在转型期通过资本交换延续的“阶层关系再生产模式”,以及解释主观不平等感的“相对剥夺论”。最后,他展望了包括“共同富裕论”和“新质生产力论”在内的未来理论创新方向。

来自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林聚任教授围绕“空间的社会性意涵与社会空间理论新建构”进行了分享,他指出,在列斐伏尔、福柯等理论家的推动下,学界经历了“空间转向”,彻底扭转了过去将空间视为社会活动“容器”的局限。新的理论观点将“社会空间”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组合,并将其定义为社会活动和关系存在的广延性。他主张要锚定空间的社会学意义,确立“社会优先”的“空间性范式”,并最终迈向关系主义社会空间论的理论新建构。

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成伯清教授围绕“社会学隐喻与隐喻社会学”展开报告。他探讨了隐喻在社会学中的核心作用,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更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机制和认知框架。他梳理了社会学隐喻的谱系演变,展示了从传统的“机体”、“机器”、“结构”向当下的“网络”、“液态”和“游戏”转变的趋势,这反映了社会认知从稳定向多变的转型。成教授还特别分析了中国语境下的“家庭”、“江湖”与“战场”三个社会隐喻,深刻揭示了它们在体现归属感、派系性或丛林性的同时,如何遮蔽了个体权利与正式制度。最后,他主张将隐喻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既要发挥其创造意义的启发力,又要警惕其不能完全替代经验证据的局限性。

来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田毅鹏教授的演讲聚焦于地域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并以“过疏化地域”为中心展开。他深入分析了“过疏化”所体现出的三重“空洞化”:即因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空洞化”,耕地荒废的“土地空洞化”,以及公共服务瘫痪、关系疏离的“村的空洞化”。在报告中,他梳理了日本政府从1970年代起持续更新的过疏对策政策谱系。最终,他强调地域“活性化”的学界和政府目标,强调这需要居住者活用地域资源,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合作,从而创造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地域发展状态。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符平教授的演讲以“被遮蔽的经济社会学:费孝通市场学说的理论遗产”为主题,深入挖掘了费孝通市场学说的理论遗产。他指出,学界在强调费孝通对“社会”与“文化”的贡献时,往往忽视了其在“经济”和“市场”领域的丰富思想。符平教授梳理了费孝通在市场学说上的两大阶段性贡献:早期理论通过对“乡土本色”与“工业化”的研究,揭示了乡村市场行为和人情关系嵌入经济活动的特征;晚期理论则聚焦于市场转型,不仅强调小城镇作为农村商品经济中心的关键作用,更以“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为范例,为本土化理论反思提供了重要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的演讲主题是“非人类社会现象与社会学研究的新拓展”。文教授指出,古典社会学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在建立学科时,多少都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而当代社会学正面临认同危机,亟需通过吸纳新的研究内容来拓展知识体系。报告强调,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非人类社会现象”的快速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人类,并开始面临方法论和观念框架的双重挑战。未来,社会学应着力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私人数据与隐私保护、技术与社会互动等诸多议题,同时需要探索适应非人类社会现象研究的新知识和新方法,修正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想象力,以超越传统框架来迎接这一新兴议题的学术挑战。

在与谈环节,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就几位嘉宾的演讲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在分层的理论视角下,空间、人工智能等要素是十分重要的思考内容。他认为空间维度是理解社会分层的重要要素,主张阶层划分应与地域经济特征深度耦合。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他提出应发挥社会学的导向作用,引导技术向更有温度、更具应用价值的方向发展。

论坛第二单元由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智能社会研究》特邀主编谢寿光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吴愈晓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黄荣贵教授与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童根兴分享了关于构建社会学田野调查资料公共管理制度的一点思考。他指出,中国社会学四十年来积累的海量田野资料大多分散在个人手中,面临丢失风险,这种“一次性使用”模式造成了知识生产的巨大浪费,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是社会学作为经验科学实现知识代际积累、提升研究透明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记录中国快速社会变迁,以及提升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关键。为此,实践路径应包括制定统一的资料分类、元数据和伦理规范,构建“国家—区域—机构”三级管理体系,并建设全国性数字化平台。同时,必须在促进资料共享的同时,严格处理伦理、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问题。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院长邓燕华教授以“走向世界的田野:海外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为题,探讨了中国社会学如何通过海外研究拓展学科和实现理论创新。她指出,将研究视野从“看海外研究”转向“到海外做研究”,是实现中国特色自主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为此,需要将全球视野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本土实践紧密结合。邓燕华教授介绍了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尝试与经验,强调要推动多学科参与、有组织科研以及教研一体化的协同支持。

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安全与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王爱丽以“数智化时代的社会学方法创新:范式、路径与前瞻”为题,她指出,中国社会学应该传承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百年“躬耕广袤田野、深研社会之理”的传统,同时要主动应对“数智化时代”的急剧变革。这一变革催生了海量的“数字足迹”,构筑了一个与物理社会深度互嵌的“镜像社会”。她主张,要推动社会学研究从传统的“提问-验证”范式转向“溯源-发现”的全新方法论革命,并提出了三大创新路径:首先是基于超大规模网络分析和文本挖掘的计算分析,其次是用于模拟社会现象“涌现”机制的仿真建模,最后是融合线上深度参与和虚拟世界研究的数字田野。通过大数据与“厚数据”结合的混合方法,实现社会学与数据科学等跨学科的常态化融合,以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挑战。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狄金华教授以“经史传统与中国社会学的方法反思”为题,探讨了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如何通过重新激活“经史传统”来再塑学科的解释力。他首先指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学面临的解释困境,即研究成果与复杂现实之间存在隔膜,以及知识积累与政策实践之间的断裂。狄金华教授追溯了理论与经验二分的方法论困境,认为这种分离主要源于20世纪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化过程,而非经典社会学的本意。他强调,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经史传统”的回归,特别是要从中国“以史为鉴”、“以史为证”的思维中汲取养分,将历史维度和地方性知识融入研究。通过继承和激活中国本土的学术基因,弥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鸿沟,从而构建出更具本土性和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朱斌教授以“社会、媒介与意义——社会调查中的主观问题回答”为题,聚焦社会期许效应对调查结果真实性的影响。他首先阐释了社会期许效应的机制,即被访者为了满足社会情境或调查者预期而倾向于做出不真实的回答。朱斌教授探讨了既有研究中“线上调查将导致更真实回答”的预设,并将其细化为在面访、电话和网络三种不同媒介中,回答倾向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实验数据,他发现电话调查因缺乏深入互动和信任基础,导致被访者出现了最强的“中心化倾向”,即更容易选择中立选项来回避表态;面访则因为更高的情感卷入和信任度,虽然社会期许效应依然存在,但有利于获得更极端或偏向性的真实情感。这一研究旨在提醒社会研究者在设计和实施调查时,必须充分考量媒介本身的交互性对数据质量和结果解释所带来的内在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黄荣贵教授以“话语框架、立场认知与政策态度:一项在线调查实验研究”为题,探究了“话语框架”、“立场认知”与“政策态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他指出,数智时代下信息接收者具有高度自主性,信息话语框架的模糊性日益凸显,研究信息框架如何塑造公众态度变得尤为关键。该研究以一项公共政策为例,发现信息的“话语框架类型”显著影响被调查者对政策的态度,并且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而是通过“立场认知”作为核心中介机制间接形成的。他强调了信息认知过程是嵌入在特定议题情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其带来的影响效应具有群体异质性,这为理解当代社会态度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谢寿光教授在题为“硅基何以真实?合成数据的社会学反思与真实感建构”的报告中,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合成数据”提出了深刻的社会学反思。他指出,当前技术路径过度依赖统计学层面的相似性,导致合成数据无法捕捉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因而面临“悬浮于表层的真实感”这一悖论。为突破局限,报告提出了“社会学真实感”的理论框架,主张数据生成必须超越统计复刻,从整体论和生成性视角去洞察社会复杂性。他通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案例的实验,验证了社会学知识的“前端介入”能显著提升数据的质量和解释力,最终目标是实现知识与技术协同建构更深层次的社会真实。

在与谈环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黄荣贵教授深入探讨了数智时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转向与创新。他指出,社会学研究应超越单一的方法之争,从理解社会本质出发,灵活整合计算方法与传统调研手段。他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工具的样本偏差及多源数据整合等前沿难题,并强调社会学家应致力于将碎片化的经验观察升华为原创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