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23年10月9日《中国人口报》理论版
文┃任远
当前人口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受到较多关注。我国未来人口变动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这些变化被称为是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积极适应和应对我国的人口中长期变动，通过人口总量、结构、空间分布和人口素质等相关事务的总体谋划和综合发展政策的实施，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在人口变动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新的人口红利”，并支持国家未来的持续发展。
人口中长期变动的宏观趋势
从人口宏观格局变化来看，2022年可作为一个分水岭，未来将出现长期的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并非是突然出现的未预料的转折，其内生在人口队列变动的基本规律中。人口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人口低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长期的低生育率使得人口增长惯性逐步减弱，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在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影响下，我国人口总量将出现长期下降。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的估计，我国人口到2050年将下降到13亿左右，到2100年将下降到7.71亿。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构成未来人口趋势的显著特点。
就人口结构变动的宏观趋势来说，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受到低生育率下少子化的影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为11.45%，2100年下降为9.8%；同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在2050年提高到30.09%。1962年至1975年是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在这些年份的人在2022年至2035年将逐步进入老年，未来我国将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会继续下降。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8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9.03%；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7亿，占总人口比重为58.46%。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近年来引起不少担心，但是应该看到2022年至2040年我国仍然拥有9亿左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考虑到老年人口中有数量庞大、相对健康的低龄老年群体，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然充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带来老年抚养系数提高。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值为4.54∶1，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下降到1.94∶1，会给养老保障支持和公共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就人口空间变动的趋势特点来说，经济发展带动人口迁移流动增长。流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西人东迁”的格局继续维持；同时“北人南迁”的趋势在加强，流动人口中“由北方到南方”的人比“由南方到北方”的人数量更多，而且人口重心相对向南的趋势在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由于长期以来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所内生的返乡回流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回流迁移，我国中部省份的回流迁移人口数量在增长，且在中长期还将进一步增加。
2022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进入城镇化中后期，未来的城镇化速度将会放缓，但是城镇化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和人口趋势。近十年来，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放缓，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更快；我国城镇人口表现出明显的向超大城市和大城市集中的特点，在三线和四线的中小城市人口总体上增长不快，甚至不少城市出现城市收缩；与此同时，若干县城和重点镇的城镇人口数量得到增长，这些县城特别集中在东部沿海的人口密集地带。随着人口更主要是向特大城市迁移流动，我国城镇体系出现了由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和成都—重庆等超大特大城市作为支点的宏观菱形结构。同时，在若干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我国城市体系表现出更加显著的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空间形态，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其发展相对成熟，容纳了我国46.7%的城镇人口，构成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将继续推进，城镇化发展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强化，需要实施差别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人口中长期变动带来挑战和机遇
人口中长期变动给国家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各种机会。例如，人口负增长实际上减少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减少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减少会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推动科技创新，带动机器人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内生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人口低生育率本身会使得对儿童和劳动者的投资增加，带来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意味着人口健康水平提高，包括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这有助于支持实现生产性老龄化，还可能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是对养老和医疗系统的压力增加。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老年消费的红利，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空间配置优化，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同时人口回流和返乡的过程也具有促进就地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变动在表现出对中长期发展若干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发展机会，这些机会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而且，人口变动表现出对中长期发展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影响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同样的人口状况，在一定条件下是发展的劣势，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又会变成优势。例如，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国家发展的突出挑战，但其与改革开放以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资本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经济学家布鲁姆用“人口红利”来解释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认为人口结构变动构成了一种“人口机会窗口”。这个看法也经常被用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形成挑战，也为经济长期发展创造出新的机会，因此我们对我国人口宏观变化不必抱着悲观的态度。
呼唤战略决策和发展政策的调整
由于人口中长期变动同时带来挑战和机遇，因而需要创造条件促使人口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同时避免人口变动带来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发展需要适应和应对人口宏观变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加快构建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战略体系框架和发展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并在国家中长期发展中逐步落实，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具体来说，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低生育率社会下生育配套政策的调整完善。需要加强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建设生育友好的社会。
其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政策。推动具有高生产性的老龄化发展，实践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和提高老龄社会的生活品质，建设促进智能科技开发应用的智慧老龄社会形态。
其三，实施适应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政策。在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过程中，消除阻碍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的制度障碍，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和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完善国内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同时，加强国际移民的管理服务及其制度建设。推动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基础、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化发展策略。
其四，完善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发挥人力资本红利的发展政策，包括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以及加强人才建设和科技创新，使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实现等。
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E00026）及2023年复旦大学咨政研究计划的支持。
作者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编辑：陈远 hagener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