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8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人口发展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泛海书院协办的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2018）在上海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90余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及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主席、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人口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王桂新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与第一阶段的学术报告。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参会嘉宾围绕“人口发展与乡村振兴”、“走出三农困境的路径选择”、“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城市人口集聚的经济社会效应”、“城市与城市化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研究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研究员指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充分洞察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人口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乡村振兴与人口变动的相互影响与演变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振兴是在村庄人口总量减少、结构扭曲的现实条件下推进。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感叹，“扶贫工作队进村了，但是贫困户进城了”，“道路实现了村村通，但是村子没有人了”。回顾历史，在改革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论是“小康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质都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未能对农村人口发展与迁移做出正确研判，导致政策成效与政策目标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制度设计走了弯路，农民付出了代价，城乡发展都蒙受了损失。在改革初期，未能预料后来伴随城乡改革出现的如此巨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大潮。如何应对农村人口的快速变动，既解决城市上亿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也解决好依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发展问题，是对乡村振兴与城市化政策的挑战，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发言
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探寻走出三农困境的路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对此进行了论述。蔡教授首先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贫困人口规模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及人地矛盾等四个方面剖析了中国长期陷入三农困境的根源。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唯一路径选择是用工业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用城市化消除农村贫困化、用减少农民解放农民的思路。他通过城市化速率的国际比较、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比较，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还任重道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研究员发言
“一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是农村人口转移和人口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研究员详细阐释了“一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意义、进展与前景。史育龙指出，户籍仍是人口与特定地区对应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关键指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非户籍人口落户是新型城镇化的“最后1公里”。各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供需错配，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农村人口对城市户籍有巨大的需求，但在经历40年改革之后，一般意义上的城镇户籍上附着的额外福利已经极为有限，相反农村户籍由于与目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土地要素相关联，被认为拥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因此农村户籍人口对落户城市的需求大大减少。二是空间错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入门槛低但农村人口落户意愿不强，农村户籍人口落户意愿强烈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往往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三是存在政策目标和政策举措不一致的现象，居住证制度的建立，为非户籍人口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进一步弱化落户意愿的作用，导致日益严重的“可落不落”的问题。因此，在政策层面需要解决供需错配、空间错配等问题，探索在户籍制度与居住证制度之间建立起衔接制度。
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教授发言
针对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王桂新教授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存在问题，指出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影响，农村人口转移与半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我国目前复杂的城乡人口结构。他特别强调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是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人口变动过程，这种人口变动过程具有自身发展规律，也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王教授不赞成政府制定城市化规划目标和指标，他对国家发改委组织对各地各部门新型城镇化及城市1亿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察表示担忧，担心政府的指标督察容易造成本来不很健康的城市化的发展更加不健康。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梁中堂教授发言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梁中堂教授深入剖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路径与困境。他从城市化定义出发，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城市化的基本论述，分析了市场主导的城市化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区别，认为我国的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这使我国的城市化形成不同于国外城市化的一些特点。梁教授指出中国城市化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虚假的城市化、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与土地的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扭曲的收入分配问题、生育率问题等。梁教授还提出，只有合理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城市化发展的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研究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研究员关注城市与城市化的未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他主要从技术进步、消费需求升级、少子老龄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他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思考。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引起未来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应变化，并缓解资源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制约。第二，公众消费需求的升级亦会对未来城市居住形态和城市空间格局产生影响。第三，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发展趋势也为未来城市空间结构更新、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因素对未来城市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发言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劳动力向特大城市集聚为特大城市发展带来了活力。原教授以上海为例，从人口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系统考察了上海市人口变动的基本特征，论证了流动人口对上海延缓老龄化进程、增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人口自由流迁为上海这类特大城市的发展增添了巨大活力。原新教授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人口自由流动的根本是人口自由落户，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均等化、实现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发言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利用全国16个大城市与特大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大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论证了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其研究结论显示，人口集聚对产业促进的作用与日俱增，人口集聚引起产出规模报酬递增，城市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显然这一实证研究结果正与原新教授的研究结论相呼应。但王金营教授也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人口优势可能减弱，所以应持续关注未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效应的变动。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童玉芬教授发言
城市群人口的空间格局变动及其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目前研究尚显不足。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童玉芬教授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定义、分类、格局、演化、形态做了系统的文献梳理,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如对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格局的研究缺乏城市群的视角，关于城市群空间发展规律及未来趋势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童教授认为，在研究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要探讨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人口之间的空间关系，促进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在城市群范围内的有机融合。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悦中山副教授发言
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人口发展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融入、消费变化、购房意愿、环境污染等问题。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悦中山副教授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该研究构建了多维度、双向的农民工文化适应框架。乡-城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三个维度包括行为变化、价值观变化和身份认同变化，在每个维度他们都要面临农村和城市两个社会的双向文化选择。实证结果表明个体文化禀赋、社会支持网络、社会经济地位都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但户籍制度的阻碍才是导致乡-城流动人口难以彻底同化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原因。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范兆媛老师发言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范兆媛老师研究了少子老龄化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范老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及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促进了家庭生存消费；少儿抚养比的提升降低了家庭享受消费；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在老年抚养比影响家庭生存消费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正向中介效应。范老师指出政府应扩大教育与健康投资所占的比重，缓减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生存消费的影响；应出台家庭福利政策，抵偿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对家庭享受消费的负面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张传勇副教授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张传勇副教授基于人口流动及住房供给侧改革背景，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与购房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较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较高。在大城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的人群购房意愿也较高，并且城市公共服务政策改革有效提高了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但是，在特大城市，由于购房门槛高，抑制了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未来城市住房政策应关注城市规模与人口构成的差异性，且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秦炳涛副教授发言
人口空间流动与集聚的影响因素众多，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秦炳涛副教授研究了雾霾、工资收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雾霾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一般情况，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城市，在发展初期会利用高工资收入吸引劳动力流入；当PM2.5超过某个临界值，环境的持续恶化将极大降低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从而对外来劳动力形成驱逐力量。同时，雾霾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因经济发达程度表征出的工资收入的异质性、公共服务的健全性、城市规模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张力教授主持发言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张力教授主持了论坛最后阶段的学术报告和提问与讨论环节，并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本次论坛，加强了学界和政府机构间的对话与交流，深化了对我国农村人口转移、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重要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参会代表开诚布公，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积极交流，共同贡献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
供稿/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