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之际，社政学院周怡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张卓君的文章《理论与经验:中国文化社会学聚焦点》在《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25日总第1844期“2019年终特刊：社会学”发表。
全文内容如下：
自2017年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文化社会学研究发展迅速。以下仅就这一领域学术现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简括近三年国内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聚焦点。
理论层面:“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观念明显融入其中
但凡文化社会学取向的学者都对理论情有独钟。通过文献搜索发现,对西方经典文化理论的研讨、对本土“根”文化的思索依旧是左右文化社会学理论书写的两大主要路向;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观念已明显融入其中。
1.对西方经典理论的再解读,在宏观层面主要集中在社会道德伦理。一些学者曾分别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齐美尔思想同滕尼斯的共同体框架做比照,提出道德空间的建立有赖于政治经济平等的社会基础;社会伦理的核心正是构建这类政治秩序及其风尚,由此带动了个体自身的伦理责任。以涂尔干的《自杀论》为文本进行阐释的学者会认为,涂尔干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征,其目的是讨论人在何种道德状态下才能实现“自我保存”,以重建社会整合的道德秩序。而在中观层面学者们触及过包括集体记忆、情感体制、羞耻与自我、新艺术社会学与审美回归等在内的诠释社会生活意义的理论梳理和见解。此外,也存在把西方理论与中国话语或现实进行对接的诸多努力。如通过梳理“叙事”特质及其理论意涵,提出“故事”与“讲故事”两种路径,并对以叙事社会学“讲述中国故事”进行了展望;通过梳理偏差研究,概括出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三个视角,探究了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通过与西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对话,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在于社会文化主体性与国家主体性之间的合作。
2.本土“根”文化的理论研讨大都围绕传统儒家文化和费孝通文化思想展开。传统儒家文化的研究聚焦点在于中国独特的关系伦理及其“家”文化。如针对中国这样的“关系社会”,有学者尝试从儒家行动伦理切入,认为中国人行动中内含的传统儒家伦理是构成“关系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基础。也有研究从丧服制度的变迁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亲尊人伦原理的支撑。“孝”道的家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有研究指出,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不对等互报模式与情感角色化,在促发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孝”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关于费孝通学术遗产的研究更多围绕《江村经济》提出的“乡村建设”和“文化自觉”两个理论概念。有学者看到,虽然梁漱溟与费孝通对当时乡村发展走向的判断存在差异,一位提倡借鉴旧乡约建立新礼俗去践行乡村振兴;另一位倡导恢复乡村工业去实现乡土重建;但费老晚年却在汲取梁漱溟思想中,将其乡村建设的主张实现了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文化转变。“文化自觉”作为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研究认为,它既是社会学方法论意义的一个提醒,表达从事研究时“进得来”“出得去”,赋予研究者在不同文化场景中具有相互切换之技能,也标示费老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变。即费老发现乡村工业、民族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问题,也不只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与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文化相关。
经验层面:开启借用文化概念工具研究社会结构的路向
近三年发表的实证经验研究依据文化社会学涵盖的两类不同取向——对文化现象做社会学解释和对社会结构现象做文化解释——进行归纳,大致研究聚焦如下。
1.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解释关注了狭义和广义上的两种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化现象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如艺术品、电影、戏剧等,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并探寻其背后的社会学逻辑。如有学者试图通过对某电影厂艺术兴衰史的研究,探讨社会经济结构与艺术生产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市场中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对艺术共同体的创作有促进作用。在个体艺术创作层面,对“打工诗人”的研究则发现,“打工诗歌”的创作是打工者借以适应社会用此建构主体性的有益活动。另有,对中产家庭艺术消费和子女教育消费背后的动机研究发现,艺术品消费正在“回归审美”,以文化消费辨识阶级地位的动机正在消减,但家庭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投入却隐含了中产阶级父母对其阶级身份的焦虑。在广义上,文化现象拓展到了生活方式,以及作为行为和信仰总和的文化层面上,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生活方式和行为表征的产生原因。近年来对于公共空间所承载的百姓生活方式的研究颇多,如通过对广场舞群体的研究,发现初老龄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中存在不同时代主文化因素的拼贴和同构。也有学者将目光对准了为人们提供特定生活方式的茶馆以及社区文化空间,与西方“政治性”公共空间的概念不同,中国的茶馆和社区主要提供了“消遣性”娱乐健身的生活方式。另外,对于政治信任、宗教信仰等主观文化观念是如何产生和传递的,这些文化社会学中的经典议题,在2017—2019年间同样也有不少研究面世。
2.对社会现象的文化解释同样存在两种类型的研究:一种以作为社会共识思想、价值观总和的文化去解释社会现象,另一种是采用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如认同、文化资本、叙事、话语、符码等来研究社会现象。由于在解释效果上更为精细,后一种类型的研究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运用。许多学者倾向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与文化中寻找解释中国现象的方式,借用传统伦理、道德、宗教对地方社会秩序进行研究尤其多,这些研究纷纷指向了庙宇对乡村道德生活的重建作用、大乘教对山区文化的重塑,家族性和地方性伦理对中国乡村减贫的促进等方面。不仅在社会层面,文化对家庭层面行为也存在很强的解释力,在父母赡养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传统伦理中的孝文化正以“强调威权”和“强调亲情”两种面目出现在现代家庭中,并促进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性和情感性支持。仪式、意义符码、叙事、文化资本等是受到颇多使用的理论工具。“仪式”通常被用以解释社会秩序的产生,比如有研究指出传统的诞生礼俗是实现家庭和社会对新生“人”的接纳的途径。意义符码多与政治运动研究相关,有研究发现,通过将农民观念中“杀虫害”等于“犯罪孽”改造成“劳动解放”等符码意义的转变,国家在少数民族中成功推行了农业技术变迁。叙事则较多出现在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汉族和藏族故事中对于“文成公主”形象的叙事之差异暗含了对于汉族作为中国诸民族“榜样”地位的挑战。有关文化资本造成阶层不平等的研究近三年屡屡面世,这些研究表明,包括方言能力、教养模式、受教育程度在内的文化资本,会通过对移民的创业行为、教育机会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作用,影响人们的精英地位获得。
总之,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国内外最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关注能够用文化概念工具去解释社会结构现象的中国经验研究,将文化的理解从仅重内在主观思想和价值取向,转为外显客观的行为象征表达方向,这样有利于建构文化社会学的质性和量化之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