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潘天舒、张乐天撰写的《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 刊于2007年《社会》(vol.27, no.4) 。文中的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借鉴意义，在此摘要回顾如下。
面临不测未来的海宁地方政府与海宁人将如何应对任何席卷重来的流行性疾病？本文以应对禽流感的策略和行为模式为考察主题，在田野研究、深度访谈和挖掘不同社区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调查方法来重构这一对海宁地区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的过程。通过对当地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以及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应对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危机过程中逐渐唤起的一种长期积淀的“集体生存意识，”是如何推动传统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 与现代流行病防疫知识有机融合，溶入抗击突发性瘟疫的医学实践之中，在社区中发挥其难以替代的心理慰藉功能，进而丰富支配人们行为的地方文化的内涵。
从2006年6月至8月间，我们在海宁地区所进行了将近10周的田野调查。我们采用的是在发展人类学领域较为流行的快速研究法(即：Rapid Research Methods, 简称 RRM)。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所创立的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相比，快速研究法是应用人类学者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演练，逐渐形成的强调实用性和时效性的田野工作 (参见Chambers 1983)。由于快速研究法是一种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数据和信息，针对当地情况而设计的研究方法，它对本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我们的具体研究策略包括：1）事先预备好的一组用来收集具体信息的问题；2）将目标人群分组进行访谈和讨论（这一模式有别于传统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对一的访谈）；3）在当地的主要信息提供者或者知情人陪同下访问特定区域、随时提问并获取研究数据。我们的体会是：快速研究方法能及时提供有利于研究和分析与本文议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和机会，特别适合在有限的田野调查时间段中，结合实际情况，与其他研究方法（如查阅地方档案信息）一起灵活使用。我们提出“集体生存意识”概念。所谓“集体生存意识”，指的是当某一集体的人们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这一集体中的人们所产生的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方式。流行病瘟疫的来临所威胁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生命，由于其致命性与快速传染的特征，流行病瘟疫严重地威胁着一个区域的人类群体的生存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极可能产生“集体生存意识”，并且共同行动，抵御瘟疫。“集体生存意识”带来了农民与政府的合作。认真考察禽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瘟疫的传播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集体生存意识”作为一种在危机到来时刻推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原动力，在政府干部、专业户与专业人员以及农民大众那里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政府干部更多地运用组织与制度的力量来发挥职能，抗击瘟疫；专业户与专业人员更多运用他们所具有的那种专业知识来战胜流行病。农民大众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实实在在地会影响流行性瘟疫的传播。海宁田野调查显示，伴随着“集体生存意识”，左右农民大众应对危机的行为是一种闪烁着传统智慧火花的被应用人类学家称之为“本土知识” (Indigenous Knowledge，简称IK)体系。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这一个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流行病所引发的恐慌恰恰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当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防疫事件中有意识地融合“本土知识” 和专业知识，使深受影响的村镇社区能较为平稳地度过危机。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处在危机过程中的普通民众除了与政府合作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特点。其一，农民一旦得到有关瘟疫的消息，很多人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传播。因此，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这类消息的传播速度一定是最快的。一位农民说，“这种事情‘性命关天’，一定要快快告诉自己的熟人。”其二，在抗击禽流感的过程中，“集体生存意识”把传统农民的传统智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传统的智慧溶入了抗击流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中，发挥着重要而且难以替代的职能。其三，亲威、朋友、邻里间的互助。我们注意到，在以前曾经出现的所有关于瘟疫的传闻中，摆脱的方法都是各种不同方式的互助。其四，关注疫情的变化。在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于社区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禽流感时期，许多农民时时都竖起耳朵听有关疫情的消息，自觉自愿地扮演了志愿者的角色。
在海宁禽流感应对策略这一微型民族志案例中，我们注意到一种地方社会各界的互动和多种话语的重叠，是多元文化逐步成型的重要彰示。其原因可以在本文所论述的“集体生存意识”的表现形式中找到。我们从这一初步研究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人们把传统的智慧与现代医学防疫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巧妙地运用到当地的日常实践中，就能构筑起坚实的社会支持体系，成功地应对任何流行性瘟疫威胁并顺利渡过由此引发的社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