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术论著”是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推出的学术栏目，介绍本院教师新近发表的前沿研究。本期推荐文章来自2019级博士研究生许友君，发表于《社会学评论》期刊。
许友君, 2024. 空间如何塑造劳动关系——双重劳动空间中的育儿嫂与雇主互动[J]. 社会学评论, 12(3):212-234.
摘要
基于上海市育儿嫂和雇主互动的经验资料，本研究发现，家政服务的劳动空间由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构成，并且此双重劳动空间通过两套有着不同劳动要求与劳动想象的空间逻辑塑造了劳动关系。当劳动者与雇主选择的空间逻辑不一致时，为了获得最佳体验而采取的空间行动会造就双方都无法满意的体验困境，导向紧张的劳动关系。其中，雇主会采取营造亲密关系与全面监管的方式模糊空间边界，而育儿嫂会以强调纯粹的雇佣关系与制造监管死角与之对抗。只有在双方的空间逻辑趋向一致、空间行动协同的少数情况下，劳动关系才是和谐的。通过引入社会空间视角，本文摆脱了常见的背景同质性预设，完善了结构不平等叙事，同时拓展了对劳动者能动性的理解。
1.引言：紧张的家政劳动关系
家政服务是由专业人员基于市场契约关系进入家庭内部提供有偿照料，满足家庭照料需求的服务行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2018:24- 25）。家政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与就业压力，因此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题。这些宏观行业发展问题在微观劳动关系中具体表现为紧张的劳动者-雇主关系：尽管劳动者长期高强度劳动（梁萌，2017；苏熠慧、倪安妮，2016；Sun，2009），雇主也常 “讨好”劳动者，为其营造愉快的劳动氛围（周群英，2019），但是雇主“找好阿姨难”与雇佣关系不稳定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为何劳动者与雇主都难以获得满意的劳动体验或服务体验？
学者关于家政服务的劳动特征与劳雇双方的结构差异的研究，对于理解上述经验现象有所启发。从劳动特征来看，家政服务是典型的情感密集型劳动（Hochschild，2003a；梅笑，2020）。劳动者不仅要照顾雇主的饮食起居，还要安抚其情绪甚或协调家庭成员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密集的情感劳动容易使劳动者异化并产生负面体验（Hochschild，2003b；Grandey et al.，2005；郭景萍，2007）。而从结构差异来看，无特殊技能的、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城乡、教育、阶层等结构位置上都处于弱势（陆德阳、王乃宁， 2005；严海蓉，2010；苏熠慧，2011；Glenn，2012；吴心越，2019）。通常认为，正是双方社会地位不平等，使得雇主可轻易利用时空区隔、情感管理、网络技术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控制（苏熠慧，2011；梁萌，2017），也使得劳动者受劳动控制、职业污名与权益受损等问题困扰（Sun，2009；蓝佩嘉，2011；Lai & Fong，2020）。
这些研究关注到了家政服务业中劳动者单向受控制的劳动体验，然而仍无法解释雇主不良的服务体验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劳动特征而言，许多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如空姐、教师等从事的都是情感密集型劳动；就结构差异而言，许多情感密集型劳动者，如美容师、奢侈品导购员等与其顾客的社会地位也相距甚远，为什么在这些行业中鲜少见到的紧张劳动关系，而在家政服务业中却如此普遍呢？不同于其他行业劳动者的是，家政服务业的劳动者在雇主家中长期连续劳动，缺少可喘息的后台。这就意味着，劳雇双方持续绑定的面对面互动空间是形成紧张劳动关系的关键。那么，家政服务的空间构造具有什么特征？这种空间构造又是如何塑造了双方的互动？
2.主流解释的不足与社会空间理论的引入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双方在结构位置上的不平等，是形成照料劳动关系单向控制模式的根源。单向关系模式关注到了劳动者的不良劳动体验，却割裂了劳雇双方的感受，忽略了雇主的服务体验。然而劳动者与雇主双方的行动和感受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忽略雇主的感受将会影响对劳动关系的完整论述。不满于单向关系模式与结构不平等解释机制，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劳雇双方的相互制约与权力互动，并尝试用“阈限时期”或“本土自然情感关系”等解释寻求突破（周群英，2019；梁萌等，2022）。新近研究挑战了单向关系模式，然而这些解释同样撇开了家政照料同时涉及公私领域的特质（Hochschild，2003b；蓝佩嘉，2011；Lan，2010），仅在某一特殊的情境或时期中分析结构不平等对劳动者-雇主关系的影响，实质上并未突破现有解释机制且理论普适性受限。
为什么在考察照料劳动过程时，大多研究者局限于单向关系模式？其根源是忽略了劳动空间可能产生的形塑作用。当空间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时，研究者默认劳雇双方都认可各自的角色并遵守相同的行动规则，此时劳雇互动模式仅由双方差异性的社会地位决定。而当聚焦于空间时，一方面，家政照料 “公”“私”对立共存的劳动特质可被转译为统一的空间编码呈现，此时的空间不再是同质隐匿的背景板，而是可对行动者产生差异性要求的显性力量；另一方面，劳雇双方同是具有能动性的空间使用者，而不是绝对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引入社会空间理论，结合家政服务本身的特质，探索解释照料劳动关系的新方式，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然而，大部分现有的劳动与空间研究仍然将空间视作同质性的物质环境，默认劳雇双方在同一场所中遵循着相同的行动规则，完成共享的角色期待，仅关注双方结构不平等如何影响互动，也就难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解释紧张的劳动关系。同时，这些研究对劳动空间的想象较为笼统，忽视了空间自身的结构性与空间使用者的能动性——而这可能正是空间维度产生塑造作用的关键。
3.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是研究者于2021 年5 月至2022 年5月，通过观察和访谈上海家政市场的13 位育儿嫂和10 位雇主获得（受访者信息略）。首先，使用深度访谈法了解劳雇双方对照料劳动关系的看法以及互动策略。研究者访谈了13 位育儿嫂，她们的年龄在37～50岁，学历以初高中为主，月工资水平从6500元到16000 元不等，受访时都在上海工作。这些育儿嫂的工作形式以住家为主，并且都有更换雇主的经历或意愿。另外10 个访谈对象是雇主，年龄在29～44岁，其学历为本科及以上，都在上海有过雇佣育儿嫂的经历。其次，研究者观察包含了劳雇双方在雇主家庭、劳动者宿舍和职业培训课堂等多个场景中的互动。
4.空间背景：双重劳动空间
家政服务对于劳动者而言，是进入雇主家庭并付出劳动交换报酬的服务过程；对于雇主而言，则是聘请陌生人进入私人生活提供服务的适应过程。在社会空间的视角下，劳雇互动是在具有工作与家庭两种空间逻辑的双重劳动空间背景前提下展开（见下表）。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具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运行规则和道德伦理（想象实体层面上的内涵），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准入边界和权力范围（物质本体层面上的内涵）。
双重劳动空间对劳动者提出了劳动力投入程度不同的两种要求，同时也为劳雇双方提供了对照料劳动的不同想象预期，这是产生紧张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相比于工作空间，家庭空间提出了更加个性化、情感化的劳动要求，需要育儿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其中，工作空间的劳动要求更有利于劳动者，而家庭空间的劳动要求更有利于雇主。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劳雇双方难以认可并遵循相同的空间逻辑。
5.空间行动：争夺空间边界
双重劳动空间是劳雇互动的重要前提，但并不直接产生紧张的劳动关系。其中关键在于双方为了推行对各自有利的空间逻辑，采取了争夺行动。争夺行动集中于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的边界。雇主通过制造亲密关系与全面监管的方式模糊双重劳动空间的边界，宣示对劳动空间的控制权，意使育儿嫂提供超标准优质服务的同时保持对雇主的服从与尊敬。育儿嫂则通过强调平等的雇佣关系与制造“看不见”的死角明晰工作边界，消解雇主的空间定义，以便于轻松地完成工作，维护不受打扰的休息后台并追求劳雇平等的关系地位。正因为双方都难使对方认可有利于自身的空间逻辑，所以家政服务中形成了普遍紧张的劳动关系。仅当双方对空间逻辑的理解达成一致时，才能产生和谐的劳动关系。
6.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家政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空间是如何塑造劳动关系的。相较于现有研究将空间视为静态同质的背景，本文指出家政服务的空间构造是异质动态的，即劳雇互动的背景是兼具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特征的双重劳动空间。双重劳动空间使劳动者与雇主面对的是有着不同劳动要求与劳动想象的两套空间逻辑。当劳动者与雇主选择的空间逻辑不一致时，双方围绕着双重劳动空间的想象实体与物质本体边界展开争夺，由此塑造了紧张的劳动关系；只有当劳雇选择的空间逻辑趋向一致时，双方才可能和谐共处。
本文引入社会空间视角探讨劳动关系，对既有研究做出了以下三方面的拓展：
首先，将劳雇互动的背景纳入考察范围。现有家政研究假设互动的空间背景是同质的、可忽略的，默认劳雇互动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主要由社会结构决定，由此自然容易局限于雇主控制劳动者的单向关系模式，仅关注劳动者的不良劳动体验，难以解释劳雇双方的感受。相比之下，本文认为空间背景是异质的、不可忽略的，是不同主体互动的背景前提与目标资源，对于劳动关系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便可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疑问，即照料劳动的空间双重性特质本身导向了家政服务业中普遍紧张的劳动关系。通过对空间背景的关注，本文将以往研究未曾涉及的职业特征与多方体验都纳入了劳动关系生产的讨论中。
其次，从空间维度完善了结构不平等解释机制。现有家政研究普遍认为社会地位直接形塑着劳动关系，集中体现在雇主凭借相对优势的社会地位压榨劳动者。然而，这在面对雇主不良体验与劳动者高市场议价力等现象时解释力明显不足。社会空间视角通过辨析劳雇可动员空间资源的多寡，承认了双方在阶层、城乡、性别等结构上的不平等，但认为社会结构带来的空间资源差异不是决定性的。
最后，为劳动者能动性的讨论增加了空间维度。既有的家政研究指出了劳动者在面对雇主的控制时采取的多种应对方式，比如通过情感劳动获取积极体验、通过跳槽等多样化策略进行反抗或者通过更为正式的工会组织或法律手段维护正当权益。本研究则发现，劳动者在空间维度的能动性也能助其应对雇主的控制。正如上述关于空间行动动态变化的讨论所表明的，劳动者与雇主一样，都是可以利用空间资源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劳动者的能动性主要体现于灵活利用空间资源扭转结构弱势带来的不利局面，而这可能导向紧张的劳动关系，也可能导向和谐的劳动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许友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师从社会学系周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情感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