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本次推荐的是我院任远教授和博士生郝立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2期的文章《人口流动过程中离婚风险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前言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婚姻家庭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等现象。人口迁移流动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也对迁移者的婚姻家庭产生影响。在这个“流迁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迁移和离婚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迁移究竟会降低还是提高离婚风险，已有研究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不同的迁移对离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而这些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离婚风险也不确定。在关于迁移对离婚影响的研究中，一些分析的落脚点是论述迁移过程对婚姻市场、婚姻质量和婚姻承诺所带来的影响，从而解释迁移过程中离婚风险的上升。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迁移会提高离婚率，因此不能充分理解迁移过程的复杂性对离婚的差异性影响。不少研究往往预设结论，主观性地解释迁移为什么增加了离婚风险，不利于充分理解迁移影响婚姻行为的具体过程和作用机制。因此，与“从婚姻的角度”解释迁移如何影响离婚相比，更可靠的方法是回到迁移本身，从“迁移的角度”探讨迁移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对婚姻关系和婚姻行为产生的影响。
本文将分析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和不同人口流动群体离婚风险的差异，探索人口流动影响离婚的内在机制。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删除未婚、再婚、丧偶、同居的流动人口，以及20岁以下的女性人口和22岁以下的男性人口。为了避免迁移和婚姻关系的选择性，删除迁移目的是结婚的样本以及存在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19506人。
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差异性影响
文章将不同流动类型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进行Logit回归，结果发现：（1）婚前流动的离婚风险低于婚后流动。（2）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长较短时，离婚风险较高。（3）父母有流动经历会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父母没有流动经历的人口相比，父母有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更高。（4）从流动种类看，城城流动的离婚风险更高。（5）从流动距离来看，近距离的市内跨县流动的离婚风险更高，远距离的跨省流动对离婚的影响显著降低。
模型的回归结果也反映出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离婚状况存在差异。（1）与女性相比，男性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更强。（2）分年龄的人口流动离婚概率先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然后会出现转折并逐步减小。（3）虽然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概率会下降，但是从文盲到高中阶段，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概率是提高的，而接受过大学和更高教育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会明显降低。（4）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好，其离婚风险越低。（5）流动人口的子女数量越多，其离婚成本更高，具有更低的离婚风险。
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提出，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迁移者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不同的变化，使人口流动对离婚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家庭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人口流动过程中主要有两种家庭安排，一种是家庭分离，另一种是家庭化的迁居。家庭分离会减少夫妻间的沟通，弱化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降低婚姻满意度，使婚姻的约束弱化，提高离婚风险。相反，家庭化迁居会有助于维持婚姻的沟通和婚姻质量，特别是有子女家庭的共同流动，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完整性，从而减少婚姻解体。因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家庭安排假设：家庭分离的流动比家庭化迁居离婚风险更高（假设1）。
（二）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流动人口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资源，改善家庭福利，因此，当其在城市收入增加并给家庭汇款，可以缓解留守群体生存压力，对婚姻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经济资源假设：流动过程中人口经济资源的增加会降低其离婚风险（假设2）。
（三）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在城市中个人自由和多元开放的价值观影响下，社会融入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婚恋观逐渐和城市居民趋同。因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社会融入假设：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其离婚风险越高（假设3）。
流动人口与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同乡群体交往越密切，那么他们受到流出地社会规范的影响越强，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使流动人口婚姻解体的风险较小；相反，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交网络的扩大及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的频繁，会带来婚姻市场的扩大，会对其婚姻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社会交往假设：（1）流动人口与同乡更多的社会交往会降低其离婚风险（假设4）。（2）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社会交往更多会增加其离婚风险（假设5）。
人口流动对离婚风险影响的研究发现
（1）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为了验证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家庭安排假设（假设1），本文按照有无子女将家庭分为“夫妻二人户家庭”和“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两类，然后分别分析人口流动中不同的家庭安排对离婚的影响。对于夫妻二人户家庭来说，相对于夫妻共同流动的家庭安排，家庭中无论谁单独流动均会显著提高离婚风险。“妻子流动丈夫留守”比“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离婚概率更高。对于“有子女的核心家庭”来说，核心家庭所有成员共同流动的离婚概率最低。在各种家庭分离中，仍是“妻子流动，丈夫带子女留守”的离婚概率最高，其次是“丈夫流动，妻子带子女留守”。“夫妻流动，子女留守”的离婚概率和家庭所有成员共同流动的家庭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折射出家庭分离提高离婚风险主要是通过夫妻分离发生影响，尤其以女性流动的家庭分离更为突出。
表1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家庭安排对离婚的影响
（2）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为了衡量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资源，本文选取迁移过程中家庭经济收入和人口流动过程中是否在流入地有自购房或自建住房两个指标。试图基于迁移者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比较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流动过程中具有更高经济收入的人口，包括具有更高家庭经济收入及拥有自购自建住房增加，均会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
表2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资源对离婚的影响（N=88014）
（3）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本文选择“落户意愿”反映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程度，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与离婚风险正相关，落户意愿强烈，离婚风险会显著增加。加入流动种类作为调节项后，有落户意愿的乡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会增加，有落户意愿的城城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则不显著。这说明乡城流动人口如果更能融入当地社会，会增加其离婚概率。
本文将问卷中“与本地人交往”和“参与志愿者活动”合并为“本地交往指数”，回归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和流入地本地人口的社会交往会显著提高离婚概率，说明存在“婚姻市场扩大的影响”。流动人口与同乡交往能够显著降低其离婚风险，反映出存在同乡之间的“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影响”。
表3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融入与社会交往对离婚的影响（N=88014）
结论和讨论
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分离会增加离婚风险；流动过程中具有较低经济资源的“失败的迁移”比经济资源较高的“成功的迁移”离婚风险更高；同时，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发生社会生活的变化，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及与当地社会发生更丰富的交往和互动，使流动者更深地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同时扩大了婚姻市场的替代性，从而提高离婚风险，而血缘和同乡的社会交往网络具有传统规范约束的效果，会降低离婚风险。
在迁移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会发生变化，从而增加离婚风险。这在一方面折射出迁移过程对迁移者产生压力和困难。迁移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事件对个人生命历程形成冲击，而生活中的冲击往往不利于婚姻稳定。在迁移带来的人生变化过程中，迁移者面临着若干制度和结构的壁垒，会对其生活形成限制和制约，进而造成婚姻解体。例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带来家庭分离会增加离婚风险；或者当迁移者经济收入难以有效提高，对迁移者劳动就业和住房购买的限制会阻碍其经济资源的获取，增加离婚风险；同时，由于制度的排斥、社会组织的缺乏和缺乏社会支持，阻碍了迁移者融入流入地社会，也会提高迁移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同时，并非所有迁移过程中的离婚都是“不好”的现象。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变化影响离婚，在另一方面反映出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的增长。随着个人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更多的自我选择和个体独立性，迁移者也有能力脱离传统社会规范的限制，这些都会扩大离婚风险。离婚有时是社会更加开放的结果，是个体现代性的提高和追求生活幸福的积极选择。
在迁移过程中的离婚具有“现代性”和“弱势性”双重属性和双重影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离婚受到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是个体现代性增长的表现，反映出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个人特别是女性挣脱父权社会的约束，甚至还成为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离婚也表明个体生活的不幸福，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反映出部分弱势群体受到制度的限制，难以对家庭福利和家庭发展提供保护，并带来婚姻质量的下降、造成婚姻解体。迁移对离婚影响的差异性告诉我们，迁移对婚姻的影响包含着社会变迁过程中“进步的力量”和“破坏的力量”的综合影响。因此，为了使迁移流动的过程能够更好支持人们的生活福利，需要支持迁移过程中的自由选择和个人成长，同时，需要帮助迁移者充分适应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性变化，更加重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避免迁移对于婚姻家庭的破坏作用。在这些方面仍要重视和有针对地改善。
原文信息
任远,郝立.人口流动过程中离婚风险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1(02):64-75+127.
作者简介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城市研究网络（UCRN）管理委员会委员（2013-）、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17-）、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副理事长（2020-）、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研究领域聚焦于人口变动和城镇化相关联的社会发展和政策研究。研究成果获得过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
郝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光华奖学金获得者（2019）。已在《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西北人口》、《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view》等CSSCI、SSCI来源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和曾经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大项目等十余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担任SSCI来源期刊《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view》匿名审稿人。
文章来源 | 转载自人口青专会
编辑 | 张家豪 张羽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