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家庭的变革与重塑”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发布时间:2026-11-05浏览次数:10

      2026年10月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数智时代家庭的变革与重塑”(Reshaping of Familie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举办。来自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学者围绕数智时代婚姻、迁移、劳动、照护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展开交流。

      会议开幕式首先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胡安宁教授致辞。他介绍了学院围绕数智社会开展研究的相关设想,指出家庭研究能够联结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等不同学科,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共同议题。他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推动家庭研究学者形成持续交流的学术共同体。香港中文大学同钰莹教授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认为数智时代背景下家庭研究的重要性,并期待相关交流在不同高校之间延续。

      上午场学术报告由复旦大学田丰教授主持。

      首位汇报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宋婧副教授,她与合作者Weiwen Lai 以及Eric Fong共同开展的研究《Marriage, Family Status, and Migration Pathways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s》讨论婚姻、家庭状态与劳动迁移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劳动迁移放回生命历程和家庭责任之中加以理解,结合中国农村人口与在港外籍家政工的不同数据,考察婚育事件与迁移发生的先后顺序及其性别差异。

      第二位汇报人为香港中文大学戴海静教授,报告题目为《Gendered Work Flexibility and Changing Family Dynamics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研究基于对平台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质性访谈,考察灵活就业如何改变有酬劳动与家庭照护的安排。研究发现,平台劳动的时间弹性对家庭内部分工与性别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既可能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也为部分女性兼顾就业与家庭照护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她们仍面临较大的时间压力。


      第三位汇报人为香港中文大学同钰莹教授,报告题目为《Long-Term Care Needs and Care Deficits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Limited Kin Availability in Hong Kong》。研究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亲属可获得性、居住安排与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及照护缺口的关系。研究指出,与成年子女同住仍是香港老年照护的重要支持条件;而独居、亲属支持有限的老人,面临照护需求难以满足的风险。外籍家庭佣工在填补照护缺口方面发挥作用,但人口老龄化与家庭规模缩小仍将持续带来挑战。

      上午第一轮报告结束后,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教授进行评议。她指出,三项研究从劳动迁移、平台就业和老年照护等不同切口,共同呈现了当代社会的照护问题。随着劳动形态变化,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愈发难以截然划分,家庭责任、性别分工与劳动选择需要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考察。她还就产业结构变化、平台工种差异及长期照护的制度安排等问题与报告人展开讨论。

      茶歇之后,上午场第二轮报告的首位汇报人为上海大学陈蒙副教授,报告题目为《Distance Makes Perfect: Urban Young Couples’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研究以长三角城市青年夫妇的访谈为基础,将婚礼筹备及婚后生活作为观察亲家关系的窗口。汇报指出,年轻夫妇在彩礼、婚礼安排及婚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并通过适度保持亲家间的距离维系关系,主动协调家庭边界、维系姻亲关系。

      第二位汇报人为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报告题目为《The World of Labor and the World of Kinship Entitlement: An Exploratory Comparative Study of Mother-in-law–Daughter-in-law Conflicts and Son-in-law–Wife’s Parents Conflicts in Urban Intergenerational Care》。研究从关系工作视角出发,将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女婿与岳母关系纳入城市代际照护研究之中,探讨照护劳动贡献与家庭成员身份所赋予的发言资格之间的张力。由于双方缺乏成熟的关系脚本,照护贡献与家庭权利难以协调,折射出代际照护中家庭关系与互动规则的复杂性。

      第三位汇报人为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教授,报告题目为《The State-Led Reproductive Boundary: Divisions and Income Disparity in Mainland China's Paid Care Work》。研究关注中国有偿照护劳动内部的职业分化及收入差异,比较育儿、养老与家务服务等不同工种。研究发现不同照护工种的收入差异受到劳动时间、住家安排及制度保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汇报强调国家制度与市场机制在照护劳动分层中的作用。

      第四项汇报内容为上海大学计迎春教授与其合作者陈雯欣、周穆之的合作研究,报告题目为《“Independence” and “Intimacy”: A Textual Analysis of Marriage and Romance Discourse on “Independent Women” on Xiaohongshu (RED)》。研究运用小红书平台评论文本,分析网络讨论中“独立女性”的意义建构及其与婚恋关系的联系。分析发现,经济自主、关系选择与退出能力是独立话语的重要内容,但情感依恋、照护需要与独立身份之间也存在持续争论。研究揭示了数字平台上女性独立观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第二轮汇报结束后,香港中文大学同钰莹教授进行集中点评。她指出,四项研究共同展现出家庭制度与既有观念发生变化,而新的关系规则尚在形成的过程。她建议进一步讨论青年夫妇协调亲家关系背后的经济与文化机制、代际照护中缺乏明确规范的角色互动,以及照护职业分化中的技能与制度因素;对于“独立女性”的网络话语,她特别提出应关注不同世代对独立概念理解的变化。

      上午场报告从劳动迁移与照护责任延伸至姻亲互动、家政劳动分层和数字平台上的婚恋观念,呈现出家庭与劳动力市场、国家制度及文化规范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会学者围绕研究资料、概念解释与制度背景展开交流,为进一步理解数智时代家庭关系的变迁提供了多重视角。

      下午场的首位汇报人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穆峥副教授,报告题目为《Mate Selec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emarital Cohabitation》。研究将择偶方式置于婚姻“去制度化”的背景之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数据考察择偶方式与婚前同居如何共同塑造婚姻满意度。研究发现,与自主相识的婚姻相比,经人介绍与父母安排的婚姻满意度较低;而在婚前同居的夫妻中,介绍式婚姻的“惩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体现出同居的“试婚”功能,且这一调节效应具有历史条件性。

      第二位汇报人为华东师范大学姚泽麟教授及其合作者陆艺,报告题目为《Caring in Motion and Resilience among Medical Immigrants: Based on Fieldwork in Shanghai's Medical Immigrants' Community》。研究追问:当家庭遭遇重大疾病危机时,中国家庭如何重新组织照护责任?家庭成员又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这一过程?研究以上海市某儿科医院周边的异地就医家庭聚居社区为田野点,通过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提炼出三种照护责任组织形态。研究发现,家庭的责任组织随疾病轨迹的“随遇性”变化,家庭韧性并非对某种固定家庭结构的维系,而是一种在危机中持续重组结构的组织能力。

      第三位汇报人为复旦大学杜世超副教授,报告题目为《Lopsided Gains: Overwork, Job Routineness, and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研究从过度劳动与工作常规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母职工资惩罚”的形成机制。基于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SOEP)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过度劳动总体上能够缓解母职工资惩罚,但这种缓解在非常规性、创造性程度较高的岗位上作用显著,而在高重复性的常规化工作中几乎不再起作用。

      第四位汇报人为复旦大学王琳副教授,报告题目为《Latent Class Transitions in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研究基于对云南某县七、八年级学生为期一年、两期追踪的面板数据,刻画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转换轨迹,并考察不同家长媒介干预策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内部异质性与稳定性,而家长策略的效果因群体而异。据此,研究提出“适度共同参与、辅以支持性关注”的精准家庭干预建议。

      上半场汇报结束后,香港中文大学戴海静教授进行集中点评。她指出,本节四项研究共同关注婚姻与家庭在外部挑战与风险(婚前同居、子女重病、过度劳动、青少年网络成瘾)面前的韧性,即家庭作为一种制度能否消化这些风险。她还特别强调,家庭研究不应忽视制度与政策:同居关系的法律保障、医保与重大疾病保险安排、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网络环境治理等,都会深刻影响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家庭的风险与问题需要放到更大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中讨论。

      茶歇之后,Session 2下半场继续进行。首位汇报人为上海纽约大学缪佳助理教授,报告题目为《Where Marriage Matters More: Regional Family Cultures and the Happiness Returns to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从“年轻人为何推迟甚至放弃婚姻”的问题意识出发,讨论在区域家庭文化差异显著的当代中国,婚姻为个体带来的幸福回报为何呈现地理上的不均衡。研究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数据与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的家谱数据相连结,构建地区家庭观念强度的测量。结果显示,婚姻总体上能够带来幸福感增益,但这一增益随地区家庭文化强度呈倒U型。

      第二位汇报人为西安交通大学李颀老师,报告题目为《Emotional Outsourcing:Will AI Companion Displace Offline Social Interaction?》。研究讨论“情感外包”现象,追问人工智能准社会关系是否会取代现实人际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社会调查(CAISS)约1.5万名受访者的数据,从社交时间投入、社交动机与现实依赖三个维度测量AI陪伴对线下社会交往的替代。结果发现,随着人机关系由“普通朋友”向“亲密朋友”加深,替代效应不断增强;但到了“暧昧对象”与“虚拟伴侣”的层次,替代效应反而不如预期;而对AI能力的认识,促使人们重新意识到真实关系的不可替代性,反思性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

      第三位汇报人为华东政法大学周思媛老师,报告题目为《Constructing Deservingness: Meaning-Making around 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Aid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Low-Income Families》。研究关注低收入家庭大学生在奖助学金语境下如何建构“配得感”(deservingness)的意义与叙事。研究以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关于金钱的社会标记理论为视角,通过对31位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奖助学金并非仅具有固定经济价值的资源,学生会依据自身经历、家庭关系与未来期待赋予这笔钱不同的意义。据此,研究提出“配得感”的关系维度与时间维度,并反思高校学生工作如何帮助学生建构积极而有尊严的配得感。

      下半场汇报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姚泽麟教授进行集中点评。他认为,缪佳的研究回应了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即在结婚成本下降的背景下,需要为不婚与迟婚寻找新的解释因素,并提出婚姻的幸福感究竟源于婚姻本身还是婚姻价值观、家谱测量呈现出的族群与区域差异等问题;对李颀的研究,他认为数据难得,“替代”还是“互补”之辨需要进一步打开,建议引入并测量“成瘾”维度,区分将AI作为“练手预备”与真正沉溺其中的不同情形;对周思媛的研究,他结合自身经历指出贫困生资格认定与隐私保护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认为“配得感”概念极具理论潜力,建议进一步挖掘学生消费选择背后的文化资源与观念类型。三位汇报人分别就模型设定、数据测量与案例细节作出回应,现场交流热烈。

      会议最后进入讨论环节,由香港中文大学宋婧副教授主持。作为沪港家庭研究合作的延续,与会学者首先回顾了这一系列会议的缘起与积累,进而围绕未来合作方向展开讨论。学者们指出,一天的报告中,幸福感、满意度、配得感成为共同的关键词,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家庭既在寻找应对策略,也在不断重构既有的文化脚本,制度与国家亦可以有所作为之处。与会学者还就学术共同体建设与成果转化展开讨论,以及未来延续会议以及支持年轻学者与研究生参会的机制等。大家认为,比起即时的产出,这样一个让家庭研究同仁互相支撑、彼此激发的小共同体更为珍贵。

      至此,本次研讨会圆满落幕。会议呈现了定量与质性、宏观制度与微观经验相互补充的研究图景。正如与会学者所指出的,家庭既是数智时代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承压之处,也是个体最重要的弹性支撑;对家庭的研究,常被视为“关注太小”,实则可以联结社会分层与流动等宏大议题,需要不断置于制度、政策与技术变迁的更大框架之中。期待与会学者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化沪港两地及海内外家庭研究共同体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