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隔离

发布时间:2021-02-06浏览次数:533

本次推荐的是我院沈洁副教授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肖扬合作并刊登在国际知名城市研究期刊Urban Studies(2020年第6期)上的论文Emerging divided cities in China: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Shanghai, 2000–2010

研究问题

社会经济隔离,即城市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居住分异,是社会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城市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将隔离视为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空间竞争的结果。来自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经济隔离之间并不必然相关,市场作用总是受到地方性制度因素的调和。与北美、西欧城市相比,中国城市相当长时间内,社会经济隔离程度较低。在住房制度改革后,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隔离是否发生变化,隔离程度如何,产生隔离的机制有哪些?


研究思路

该文利用2000年、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数据,在居(村)委会尺度,对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社会经济隔离演化展开历时研究。研究围绕学历与户籍两个核心属性,运用原始数据法(raw data approach)分析不同群体居住混合的空间分布,及指数分析法(index-based approach)衡量社会经济隔离水平,结合面板数据混合估计模型,检验居住分异在不同时期、空间及群体间的差异性。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两次普查年份间,上海的社会经济隔离水平呈现扩大趋势。2000年时,社会经济隔离以城郊差异为主;到2010年,基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居住分异显现,高学历人口聚居区分布在内环沿线,并沿城市交通廊道延伸,外来人口则在近远郊集聚。同时发现,城市隔离指数高于街镇隔离指数,意味着全市尺度的居住分异大于城市组团的内部差异,以及郊区居住分异明显高于中心城区。

该研究还发现,以学历为标识的人力资本,在重塑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中日益重要。2000-2010年间,上海“户口隔离指数”有所下降(从0.422降至0.393),但“教育隔离指数”明显上升(从0.373升为最高0.576)。这意味着,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住在同一社区的比例在逐渐增多,而不同学历的人住在不同社区的趋势愈加显著。

主要结论

该研究显示,市场机制已在中国城市的居住分类中起主导作用,住房商品化是促成社会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基于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隔离逐渐上升,并超过了户籍隔离程度。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实际上是政府从对移民的住房及其他社会服务供给中退出的结果。近年来,我国特大城市普遍施行人口规模控制政策,在此背景下的政府住房支持计划,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导致人力资本进一步塑造社会经济隔离。

图1按教育程度划分的社区类型(左:2000年;右:2010年)

图2 按户籍构成划分的社区类型(左:2000年;右:2010年)


原文信息:

Shen J. andXiao Y. * (2020). Emerging divided cities in China: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in Shanghai, 2000–2010. Urban Studies, 57(6): 1338-1356.

作者简介

沈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包括郊区化与郊区发展,城市社会空间、城市治理、人口迁移与社会融合、大学与城市发展等。发表中英文论文近三十篇,包括Antipode, Regional Stu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Urban Studies, Urb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Planning, Land Use Policy,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等国际知名期刊。出版专著《中国城市的郊区增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民智人才”计划。兼任Regional Studies编辑、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通讯编辑、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