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荐的是我院潘泽瀚青年副研究员和王桂新教授2020年合作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人口就近与远程城镇化的区域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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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区域差异的变化，中国近距离城乡人口迁移流动比重不断增加，人口就近城镇化逐渐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引导１亿左右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进一步把就近城镇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政策。然而，关于人口就近城镇化概念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1)没有科学地梳理就近城镇化、远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联系与区别；(2)对就近城镇化只定义为通过“较小空间范围”迁移实现的城镇化，没有给出“较小空间范围”的统计定义，模糊的概念使已有研究以定性考察为主、缺乏实证分析，给中西部地区推进人口就近城镇化带来了实际操作上的困难；(3)单纯按照行政区划定义人口就近和远程城镇化也缺乏合理性。如内蒙古和新疆面积较大，江西和福建的地形起伏度较大，这些省份的市内人口迁移交通时间可能与面积相对不大且地形起伏度较小的河南、山东的省内人口迁移交通时间接近，还比如把马鞍山市农村人口迁移到南京市划分为远程城镇化，这显然过于放大行政区划的分割作用而失去合理性。本文首先从行政区划和时间距离两个维度定义人口就近和远程城镇化，提出人口就近城镇化和远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时间距离数据计算中国各省的人口就近和远程城镇化水平，考察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就近与远程城镇化的重新定义
基于行政区划维度的定义。(1)若农村人口未发生迁移或仅迁移到本乡镇街道城镇地区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称为就地城镇化；市辖区域内以城市地区为主，农村地区很少且多与城区交错分布，所以把市辖区农村人口跨越乡镇街道迁移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也视为就地城镇化；若农村人口通过迁出本乡镇街道转变为城镇人口，称为迁移城镇化。(2)将县[1]内农村人口通过跨越乡镇街道迁移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定义为就近城镇化。(3)关于跨县及市辖区的城乡人口迁移，由于既有可能迁入同一地级市[2]的相邻县区，也可能迁入同一地级市但距离很远的区域，或者迁入相邻的其他地级行政区甚至其他省[3]，这样就很难根据行政区划尺度来定义这类迁移城镇化过程是就近城镇化还是远程城镇化，所以有必要引入距离维度。
基于时间距离维度的定义。(1)采用公路交通时间测度“就近”和“远程”迁移距离。时间距离是人们感知远近最直接的参考依据，对较近距离的迁移流动而言，公路交通是最灵活、便捷的交通方式，所以把公路交通的时间距离尺度作为定义是否就近城镇化的第二个维度。(2)采用车程4小时和2小时分别作为区分就近城镇化和远程城镇化的阈值条件。有研究发现，国人感知某地方“很近”的时间距离一般在汽车车程4小时范围内，据此设定车程4小时作为确定时间距离“就近”的第一个阈值：跨县(市辖区)实现城镇化的城乡人口迁移公路最短交通时间距离在4小时内定义为就近城镇化，超过4小时为远程城镇化。为检验不同阈值下可能存在的差异，再将车程2小时作为确定时间距离“就近”的第二个阈值：跨县(市辖区)实现城镇化的城乡人口迁移公路最短交通时间距离在2小时内的定义为就近城镇化，超过2小时的为远程城镇化。
图1 城乡人口迁移行政区划、时间距离维度与就近、远程城镇化
注释：
[1]本文中的县包括县、自治县、县级市、旗、自治旗等县级行政区域。
[2]本文中的地级市包括地级市、地区行政公署管辖区域、自治州、盟行政公署管辖区域等地级行政区域。
[3]这种情况以往基本上都被定义为远程城镇化。
人口就近与远程城镇化的测度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各地区农村人口通过就近迁移或远程迁移转变为城镇人口对迁出地、迁入地城镇人口比重的影响为指标，测度其人口就近城镇化与远程城镇化水平。一般从不同视角测度城乡人口就近或远程迁移带来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有所不同：就特定地区而言，一是与其当前城镇人口比重相比，若没有城乡人口就近或远程迁移将使城镇人口比重下降，二是与无城乡人口迁移时的城镇人口比重相比，若发生城乡人口就近或远程迁移将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可取二者均值测度城乡人口“就近”或“远程”迁移所带来的城镇人口比重变化。
假设县i所在的地级市或省份j有k个县(市辖区)，则地区j城乡人口“就近”或“远程”迁移的城镇化贡献值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利用中国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获得的迁移数据，以及谷歌云计算得到的各县政府(市辖区对应地市级政府)地址间的最短公路交通时间，可以计算全国各地区就近和远程迁移的城镇化贡献值及就近城镇化指数。
主要结论
根据计算所得全国省级行政区就近和远程城镇化贡献值及就近城镇化指数，对中国人口就近与远程城镇化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再采用334个地级行政区和28个省辖县的就近和远程城镇化贡献值及就近城镇化指数，建立现行回归模型，进一步定量考察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对人口就近与远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小时阈值下，远程城镇化对迁移城镇化的贡献大于就近城镇化，4 小时阈值下则相反；北部多数省份以就近城镇化发展为主，南部多数省份就近与远程城镇化发展基本相当，主要人口迁入省份和地广人稀省份以远程城镇化发展为主，两种阈值下就近城镇化和远程城镇化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一致。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恒常因素，两种阈值下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均与人均GDP 成正比，就近城镇化受其影响更大；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可以促进4小时阈值下就近城镇化的发展，但对2小时阈值下的就近城镇化无明显影响。第三，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上升、人口密度和地形起伏度的增加对4小时阈值下就近城镇化的发展有负向影响，而平均海拔高度的上升则与就近城镇化的发展成正向关系；人口净迁入率、到最近大城市时间的增大对两阈值下就近城镇化的发展无显著影响，但有利于远程城镇化的发展。第四，受上述以外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城乡人口迁移对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值随纬度增大呈减小趋势，2小时阈值下远程迁移城镇化贡献值的减小趋势相对更明显；在经度方向上则主要表现为4小时阈值下就近迁移对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值随经度增大呈增大趋势，远程城镇化的发展与经度基本无关。第五，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人口净迁入率、到最近大城市时间的增大，就近—远程城镇化发展动力结构模式呈就近城镇化驱动力相对减弱的规律性变化；随着平均海拔的升高和经度的增大，就近—远程城镇化发展动力结构模式则呈就近城镇化驱动力相对增强趋势。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要在中、西部地区促进就近城镇化的发展，但中、西部地区迁移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极为复杂，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就近”还是“远程”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
潘泽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晨光学者。研究领域为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已有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Cities、《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他同时还担任中国人口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资源与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桂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学学位委员会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原副理事长，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城市与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20余项基金项目的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8部；研究成果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2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