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荐文章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张聪副教授等学者。
2022年9月16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张聪副教授及其合作者在国际著名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了《中国父母生育计划为何变化：一项纵向研究》(Why Parents’ Fertility Plans Changed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一文。《中国季刊》作为现代中国研究的顶尖期刊，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致力于用多元学科视角，深度还原中国的文化及其政治经济现状，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的中国研究视域。作为自1999年起对406位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独生子女纵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此项研究调查了这些群体及其配偶自2008-2021年间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并探究其生育意愿逐年变化的原因，以及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存在差异的缘由。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既往的中国研究很少有人将生育意愿看作是动态的过程，即生育意愿是如何伴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同时也鲜少有学者关注除了生育政策以外的因素对实现生育意愿的影响。随着二胎和三胎政策的开放，大多数研究开始关注生育意愿或者生育结果，而非生育意愿和结果之间的差异；或只关注已育有一孩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结果；并将生育意愿看作是女性自我意愿的产物，而非父妻双方甚至家庭内部共同协商的结果。该纵向研究填补了以往针对中国生育文献的视角盲点，展现了研究参与者在处于生理性黄金生育期的13年间（即二三十岁期间），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社会、政策变迁后，其生育意愿、计划和结果的动态变化过程。
张聪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的研究《独生或非独生子女经历对中国新婚夫妇的生育意愿的影响》(How Chinese Newlyweds’ Experiences as Singletons or Siblings Affect Their Fertility Desires) 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受访者在20-30岁间都普遍希望拥有两个孩子，以便让孩子能享受自身成长历程所缺乏的手足支持。然而追踪研究发现，在步入三十岁后哪怕是身处最为宽松的生育环境之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逐渐决定只生育一个孩子；在35-36岁时，大多数人仅生育了一个孩子或仍然没有孩子。这反映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结果之间存在差异，以及二孩生育愿望存在受挫的情况。
为探究出生并成长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即使在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且自身有意愿的情况下，为何却依然很少有人最终选择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这个问题，本研究选取了47位具有群体代表性的被访者及其配偶的访谈资料为读者还原更为立体的论证。就访谈对象而言，过往的独生子女经验形塑了研究对象对理想育儿的想象：为孩子提供最优质的食物供给、课外培训、育儿照护、健康保险以及教育投资是优质育儿的必要条件。由于这些医疗、育儿和教育资源主要由家庭承担，相比于生育多子女的憧憬，大多数受访者更愿意将有限的家庭资源集中投放在一个孩子身上，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孩子的成功和幸福感；而不愿意生育多子女降低孩子的养育标准。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最后一轮访谈是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展开，期间被访者自身经历或观察到他人经历的育儿压力使他们更加直观地意识到，并开始衡量他们是否有能力来承担由于未来的意外事件而增加的育儿负担，因此调整或打消了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由于他们大多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压力，夫妻俩需要高度依赖双方父母提供育儿照护。随着年龄的增进，双方父母甚至是研究对象自己都会出现健康状况不佳或精力不足的问题，很多人在积累优质育儿资源而推迟生育计划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生育多子女的可行性愈来愈低。
此研究通过详实的案例分析了哪些家庭最终生育了两个孩子，而哪些家庭改变了生育计划。实现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有着长期、一致的二胎生育意愿和计划、较高的收入、灵活的工作时间、在较早的年龄结婚并开始生育，并且有父母提供育儿支持。而改变生育意愿的家庭，虽然最初都希望生育两个孩子，但由于未能获取足够的育儿资源和育儿支持，或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意识到养育孩子需花费的高养育成本等多重因素，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两个孩子的渴望。该研究围绕实际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差的问题，在当前宽松的生育政策背景之下，为提高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育率提供思考和政策建议。
原文信息
Zhang, C., Yang, A., Kim, S., & Fong, V. (2022). Why Parents’ Fertility Plans Changed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The China Quarterly, 1-14, doi: 10.1017/S0305741022001229.
作者简介
张聪，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副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上海浦江学者，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儿童发展、家庭养育、代际关系和跨国教育流动研究。相关研究在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等期刊发表。
研究起源
这项研究始于1999年我的博导冯文（Vanessa Fong）教授（现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奥林教授、人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在大连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经历的田野调查。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她带领着学生（包括我）持续追踪这群青少年，在他们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人生重要阶段进行回访。由于在项目初始就创新性地设计了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的纵向追踪混合研究方法 (longitudinal mixed-method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ative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数据资料包含长期扎实的田野资料、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小规模的追踪访谈，才使我们得以追踪并立体还原参与者从1999年至今的生育意愿、生育偏好和生育结果的动态变化过程。我们想研究生育话题，是因为这对中国父母的生活体验和未来的人口结构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和众多中国城市父母一样，我们的研究参与者普遍渴望二胎却并没有因为生育政策的开放而生育二胎的现状令我们困惑，而我们的纵向研究是探究其中原因的理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