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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本次推荐的是我院骆为祥副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谢宇教授2020年合作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发表的论文《Economic grow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然而零星的数据似乎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譬如，有学者比较了1970-1974年、1995-1999年两个时期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发现1970-1974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其他同等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明显要高，但是1995-1999年已经变得与其他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水平相似。
为什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有着不错的健康表现，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反而变得相对滞缓？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将健康发展的停滞归结于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前，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获得价格低廉的甚至是免费的医疗服务。改革后，随着财政投入的减少、合作医疗制度的取消、药品和医学检查的市场化，以及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向大城市的集中，“就医难、就医贵”的问题日渐突出。还有些学者将健康发展的停滞归结于空气污染，因为污染通常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污染有可能会部分抵消经济发展对健康的积极影响。这些都是可能的解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也可能会降低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系统考察几十年来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如何变化的，特别关注中国相对于其他同等收入国家的情况。第二，计算收入差距拉大到底给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带来多少损失。
文献回顾
最初关于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研究普遍采用跨国数据，在总体水平上研究收入不平等和健康。健康一般由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衡量，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或一定人口所占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实证结果大多显示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和跨国数据的可比性遭到质疑。为了避免跨国数据的异质性和不可比性，后来的研究采用一国内部的跨地区研究，大多也验证了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即使这样，收入不平等本身是不是对健康有真正的影响还存在争论。对于运用总体性数据得出的二者负相关的结果，存在两种理论解释：绝对收入假说和Wilkinson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强调收入不均本身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影响，两者表面上的相关其实是由绝对收入与健康的非线性关系造成的。图1直观地展现了绝对收入假说的解释逻辑。图中y轴代表健康，x轴代表收入，假设健康是收入的函数，而且收入的健康回报边际递减。为了阐述方便，我们假设社会中只有两组人：穷人（收入为x1）和富人（收入为x4），这时社会中对应的平均健康水平为y1。如果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转移的数额为x4-x3，即富人的收入下降为x3，穷人的收入增加至x2，则该社会的平均健康水平提升至y2。之所以出现平均健康水平的提升，是因为转移的财富对穷人健康的改善要大大高于对富人健康的损害。按照这个假说，更均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提高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
Wilkinson假说则认为，除了个体层次上收入和健康的关系之外，收入不均本身对健康也有负面的影响。这一负面影响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机制发挥作用。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挫败感和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或引起吸烟、喝酒、超速驾驶等不良的行为，从而有损其健康水平。第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侵蚀社会资本、社会信任，从而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第三，除了这两个社会心理机制之外，还有学者从物质资源的角度阐释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他们指出，一般而言，能够容忍较高程度不平等的社会，其在各种公共品方面（譬如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险覆盖率、人均图书拥有量）通常投入不足。
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验证这两个假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收入不均本身对个体健康没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假设的基础上，我们估计近几十年来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我国居民损失了多少预期寿命。需要补充的是，实际上运用多层研究设计，在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以后，我们发现县级收入不平等对个体健康的影响。换句话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预期寿命损失的保守估计。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描述中国人口健康的变化趋势。图2列出了1960年来中国现实的人均预期寿命和基于其经济水平预测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线是现实的预期寿命，虚线是预测的预期寿命。
为了得到中国基于经济水平的人均预期寿命，我们首先收集了几十年来各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均GDP数据。然后，我们设置了人均GDP对预期寿命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此模型预测不同年份中国收入水平对应的人口预期寿命。通过比较中国实际的和预测的预期寿命，发现我国居民健康增长的速度不断放缓。70、80年代时，中国的预期寿命远远超越同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近年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已经与其它同等收入国家无异了。
数据来源: Heston et al. 2012; World Bank 2014
图2 实际观测的和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预测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1960-2010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计算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预期寿命损失。为了计算这一损失，我们首先利用Monte Carlo方法，模拟了两个社会（一个是现实社会，另一个是虚拟社会）的收入分组情况。所谓现实社会是指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真实社会相同；所谓虚拟社会是指人均收入不变，但不平等程度保持1960年代以后最低水平。其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6年数据，我们估计个体层次的收入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再次，结合现实社会生命表信息，收入分组情况，以及收入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虚拟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预期寿命之差，即为收入不平等导致的预期寿命损失。表1列出了1981年、1990年、2000年、2011年分性别的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出生预期寿命。之所以选择这几个年份，是因为只有普查年份才编制了生命表。研究时2010年的生命表还没出来，所以我们用了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生命表。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增加带来了人口健康的损失。1981年时，收入不均导致的健康损失比较小。2011年时，男性的预期寿命因为收入不均损失了0.63年，而女性的预期寿命因为收入不均损失了0.41年。男性因为收入不平等损失的预期寿命要多于女性。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性别分工不同。通常来说，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在工作生活中更富竞争性，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也更为强烈。因此，收入不平等给他们带来的健康损失也更大。
作者简介
骆为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PI）之一。先后在《中国人口科学》、《人口研究》、Social Force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Population Studies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